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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一个侥幸活下来的普普通通的农村妇女的经历。这不古怪？不离奇？我到底猜不透，这个今天如此坦然、如此平静的农村妇女心中到底装下了又还能装下多少生命的苦水、历史的云雨。不过，有一点我可以肯定，她以及像她一样的居然活下来的人们，坦然地平静地面对着过去。就是提及那最惨痛的时刻最不堪回首的情景，她也同样地坦然而平静。
“1959年11月到腊月，死的人多。老百姓一想那事就要流泪。饿死老人家的，饿死婆娘的，日子过得糊里糊涂。把人煮了吃，肉割来煮了吃……人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怕，就想吃，想活。把娃娃、自己的娃娃吃下的，也有；把外面逃到村上的人杀了吃的，也有。吃下自己娃娃的，浮肿，中毒，不像人样子。有的病死了，也有救下的。吃了娃娃心里惨的，吃过就后悔了，自己恨自己。在村子里住不下去，没人理他，嫌他脏。”
她依然那么坦然那么平静，“没了粮食吃，吃草叶子、树皮，半个月就不行了。一点东西不吃，男的三四天就死，女的还能多活三四天……那时候饿死也不知道往外跑。人都怕事，当时也是相信政策，只想*党把人从水深火热中救出来，不会把人往死里饿。”
我只是望着她，不知下一句我接什么。
《通渭县志》：1959年3月，根据中共中央郑州会议精神，县政府草拟了挽救通渭 严重局面的三张布告，很受群众欢迎。但在后半年八届八中全会以后，被视为“右”倾思想的产物，未能贯彻执行。
4月，人口开始外流、死亡。
是年底，全县粮食实产8，300多万斤，虚报1．8亿斤，征购3，800多万斤(占实产45．6％)；人均口粮20来斤，致使人口大量死亡。但当时的省、地、县委不承认通渭的实际问题，反而一律认为是“富裕中农和五类分子”在粮食问题上捣鬼。组织“千人整社团”，在农村普遍召开“千人斗争大会”。“万人斗争大会”，错整了一批干部和群众，并翻箱倒柜，遍搜粮食，拷打群众，致使人们持续浮肿、外流、死亡，许多地方出现人相食。
历史容易失落，因为不是所有的人都喜欢回忆历史。
“人相食”，当我在县志的这一历史段落终于找到这种字样时，我的头脑中突然涌出纷纷扬扬的思绪。也许后人会由衷地感谢编纂这部县志、记录这极端特殊的历史事件的人们。因为，我们已经失落了许多历史，而容易失落的历史在这里终于没有失落。
我已见过这部县志的主要编纂者张尚质。他说他对娃娃谈起饿死人、人吃人的这一惨状。娃娃听了只笑笑：“人吃人？狼才吃人，人怎么吃人？”
娃娃不能信以为真的在张尚质心中却斧劈刀斫一般。当年，他是《甘肃日报》的记者。灾后他才随省委工作组到通渭放粮，抢救灾民，他写了通渭饥荒死人的内参，而这篇内参又险些给他扣上右倾分子的帽子。
他不能不说实话，这是他的家乡，他的家乡啊。他看到了什么？路边、田里，到处都是死人、死人，遍地白骨无人收。他跑回自己的村子，村子惨不忍睹。他跑进家门，家中已气绝三人。
二十年过去了。但这一切他怎么忘记，怎么能忘记！
在县志的编纂中，他用的只是简略了又简略的笔法。那“千人整社团”、“万人斗争大会”是怎样的丧心病狂、胡作妄为啊！他们到老百姓家何止翻箱倒柜、掘地挖墙地搜刮粮食，他们完全变成了一群野兽，把拿不出粮食的妇女，剥光衣服，用绳子扎起阴毛拉出去游街示众！
要么整死，要么饿死，只能在这两者之间选择。有的人被活活捆死、吊死、打死了。更多的人有粮不敢吃，有野菜不敢挖，有路不敢逃，只能老老实实地饿死。
“这是今古奇观！今古奇观啊！就是那灭绝人性的恶行，当时的工作组记下了128种！”张尚质说着说着，抑制不住地悲愤地要喊，站起来喊。
《通渭县志》：1960年1月8日，县委成立外流人口遣返小组，抽调110名干部分赴陕西、青海、宁夏、新疆等地进行收容遣返及安置工作。
3月1日，中共甘肃省委决定，逮捕县委第一书记席道隆，书记张峰、陈景虞及有关负责人17名，其他县委县政府负责人都停职检讨。
12月，中共西北局在兰州召开会议，研究了“通渭问题”，认为通渭县发生如此严重的饥荒问题，省、地、县委都有责任。接着中共中央、省委、地委派工作组250人，医疗队128人，调医药136吨，放回销粮3，300多万斤，救济款330万元，棉布110万市尺，棉花6万多斤，迅速安排了群众生活，医治因饥饿所致的8万多病人。
12月25日，县委决定，在全县14个人民公社分别成立儿童福利院，收养无依无靠孤儿1，200名。
冬季，农村人民公社的公共食堂、幼儿园、托儿所、敬老院陆续解散。
年底，全县造林面积比1957年底减少82％，林木保存面积仅占原有的4％。
是年，旱、风、冻、病、虫等自然灾害频繁，人民群众灾难深重，吃国家回销粮4，000多万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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