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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6月9日:战争逻辑下的花园口
决堤悬赏:花园口的军人记忆
1938年的6月9日是个晴天，至少郑州北郊的花园口是如此，新8师参谋熊先煜在他的日记里匆匆记了一笔——如同前两日接连的阴雨一样，天气本身并不能让他再有更多的关注，新8师在花园口所承担的特殊使命，才是他日记的重点。
这一天已经是第20集团军总司令商震悬赏下的最后期限。就在前一天，6月8日上午，新8师*部特地率同战地服务队到花园口工地，唱歌慰问演出，让连续劳作“一昼一夜又半日”的新8师第2团、第3团以及工兵连全体官与兵“更觉兴奋”，“毫无倦容”。演出结束不久，11点，商震再度派遣他的参谋处长魏汝霖到达花园口工地，带去他的慰问和悬赏:“如于本夜24点放水，奖法币2000元;如明日午前6时完成，则奖1000元。”
受命成为决堤监督指挥工作的负责者以来，商震虽然命令下属的第39军军长刘和鼎作为决堤工作的具体统管，但决堤最初选址——赵口接连两处决口和坑道作业的失败，加上开封失守的战况，已经使商震异常焦灼。而当众宣布悬赏之后的魏汝霖也索性不回郑州，驻守在工地上等待成功放水的消息。这个夜晚，依旧是新8师官兵在花园口这段“由小石结成、非常坚硬”的堤坝上不间断地挖掘和搬运，熊先煜现存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抗战日记里甚至还详细记录了当时简陋的工具:圆锹、十字镐、钢钎、箩筐、土箕、木杠……
6月9日上午6点，魏汝霖应该等来了第一个好消息，新8师副师长朱振民把它记录在日记里:“上午6时起，用炸药将堤内斜面石基炸坏”，这意味着堤坝最坚固部分的破坏工作已经完成。果然，两个多小时之后，上午9点，魏汝霖终于等到了可以回郑州复命的完满结果——“决口工程完竣，开始放水”。作为决堤工程的实施者，熊先煜记录下了自己见证这一瞬间的心情——“情绪紧张、悲壮惨烈”，这或许是身为军人的简洁，但它所能传递出的震撼，并不为近60年的时光所阻隔，当记者站在已经修复的花园口堤坝上再次追寻这段历史，被不同的人重复得最多的词语，却依旧还是——惨烈。
当地的水利专家告诉记者，当时黄河大堤的宽度一般在30米左右，既是河堤河防，同时也是公路。所以回顾起来，熊先煜记录的新8师选择的决堤方式还是很有技巧，他们在大堤顶部先挖掘50米宽，“这样一来，可沿斜面挖掘，徐缓而下，放水时候不容易导致坍塌，而且即使挖掘到河底，仍然可以保持10米左右的宽度，河水完全可以自行流出”。“堤之中央，暂留3米宽，最后再挖”，这样可以保持东西交通的顺畅，更聪明的是，“他们在掘土的时候又分阶梯，可以同时容纳多人分别作业”，而且“分由堤之南北两面同时动工，并各向东西掘土运土”。即便是如此科学的施工，新8师的官兵还是花了整整两个昼夜才完工，“可见当时黄河大堤的坚硬程度”。
第一股从决口涌出来的黄河水并不汹涌，熊先煜形容的是“起始流速甚小”。当天晚上22点，第一战区最高长官程潜发给蒋介石的密电里有更具体的描述，竣工之后“掘口宽约4米”。水情一直在被密切关注，仅仅“一个小时之后”，朱振民就发现“因水冲刷，决口扩至十余米，水势遂益猛烈，黄河主流亦渐渐南移”。下午13点左右，熊先煜描述的水势已“似万马奔腾”，“远望一片汪洋”，而决口还在“因水势之急而溃大”。
熊先煜和朱振民这一天的记忆在一个细节上似乎略有偏差，那就是天气。朱振民记录下来的6月9日，下午“时值天雨”。而熊先煜的日记里，这一天并没有任何雨水的踪迹，雨水是在决口的第二天，也就是6月10日到来:“晨起，天气阴暗，早餐后，浓云密布，骤然下雨，雨者竟日。”这也是熊先煜日记里对天气着以笔墨最多的一次，因为“此实利于决口之加强与阻敌机械化部队之活动，庆得天时”。不过，这样的偏差其实并不妨碍我们回溯当天的情境，因为还有程潜的密电，对于6月9日的水情作了一个总结，截至晚上20点，“掘口处被水冲开，已达40尺，水深丈余，浪高三尺”。
透过熊先煜的日记，我们依旧不难揣摩当年新8师官兵那矛盾而复杂的心情。一方面是得到“格外嘉许”的欣喜，虽然最后放水时间已经超过了商震悬赏的“午前6时”，但商震显然并不介意，还表示新8师“劳苦功高”，“当奖两千元”。但另一方面，即便熊先煜军人逻辑中的理解，是“此举本为阻止敌人，挽救全局，故不惜重大牺牲，以求最后胜利”，但眼见“无数小民之房屋财产已荡然无存”，“预料(河水)不数日将波及若干县境”，依旧“心则痛焉”。
“以水代兵”:蒋介石的国家抉择
与商震一样，焦灼中的蒋介石在6月9日这一天等来了期盼中的两个消息，花园口决堤和第一战区主力西撤结束。
下午15点，程潜首次致电，报告花园口决口后的出水情况。当晚22点，程潜再次致电，继续汇报放水情形:“京水镇一带已成泽国，预料明晨水势可达陇海线”。第一战区主力部队按照他的部署，沿陇海线或者黄河大堤向平汉线以西撤退的行动，在这天也终于全部结束。按照这一天《申报》(香港版)上一篇文章的描述，西撤部队在撤退的时候还随之破坏或拆除了陇海铁路路轨。文章的题目是《战事激烈情况混沌，敌增援后逼近中牟》。
或许在蒋介石看来，对于这篇文章他能认同的只是“战事激烈”而非“情况混沌”，对于豫东战场上的整个战局，他才是最有发言权的决策者。第一战区主力西撤的部署是他5月31日致电程潜的指示，这也意味着兰封会战彻底结束，以兰封会战为主体的豫东战役在某种意义上宣告失败。原本让中国军队士气大振的兰封会战，因为军队内部之间调遣和配合出现问题，先是第88师师长龙慕韩擅自抗命，弃守兰封，后有黄杰第八军无视薛岳命令弃守商丘。结果，非但中国军队既定的由东向西包抄日军的计划不能实现，反而整个豫东门户大开，最终功败垂成，被迫西撤。20万中国军队竟然未能消灭土肥原的两万人，连蒋介石也愤而称之“在战史上亦为一千古笑柄”，这封他5月28日给程潜的密件现在依旧保存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
对于这个西撤的命令，原本抱有很大信心和希望的第一战区各部队，多少有些茫然，主动请缨参加豫东战役的64军军长李汉魂，在自己的回忆中表达了这种疑惑:“至于我们奉令一定要在5月底以前完成陇海线上任务，既保卫、又转进，既争夺、又撤退，我们许多并肩作战的部队应当说是在局者，有时尚且捉摸不到统帅部的用意，更何况战地上的老百姓？”
他们的确不知道，5月31日夜晚，蒋介石同时作出的另一个重要决策，就是“以水代兵”，决堤阻敌。根据现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第一战区鲁西豫东作战经过概要》，6月1日，蒋介石在武汉主持召开最高军事会议，正式作出了决堤的决定。而此前的这个夜晚，在位居前线的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驻开封的黄河水利委员会和武汉中央军事统帅部之间，以电话方式已经有过秘密会谈，决堤的最终决策在这个晚上已经确定。
这个决定对蒋介石而言并不轻松，早在1935年，受聘于中国政府的德国军事顾问团总顾问法肯豪森，关于抗日的战略和策略问题向蒋介石提出的建议中，就有利用江河阻敌的论点。保存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这份建议书中文译稿上，有蒋介石对于“最后的战线为黄河，宜做有计划之人工泛滥，以增厚其防御力”一段的五字眉批:“最后的抵抗线”。1936年7月，法肯豪森第二次提出了决黄河以阻敌的建议。两年后，最终迫使蒋介石不得不做出这一艰难抉择的，是豫东战场节节失利的战况。
6月9日这一天，蒋介石在武汉对外国记者谈目前抗战形式的时候，这样说明:“现在的战局关键，不在一城一地之能否据守，最要紧的是一方面选择有利地区，以击破敌人主力，一方面在其他地区以及敌军后方，尽量消耗敌人的力量，……今后战事，即将转入山地与湖沼地域。”这似乎更像是一个关于决堤的信号。
花园口:三易其址的最终选择
6月9日的决堤放水，终于让花园口这个郑州北郊的偏僻地带，成为抗战史上抹不去的符号，但仔细追溯起来，当蒋介石定下“以水代兵”的决堤策略之后，首选却并非花园口，而是中牟县城北边25公里的赵口，东西距离开封、郑州均不到百里。最初的决堤行动由第53军的万福麟部执行，限定6月5日夜12点之前放水。
之所以选择在赵口决堤，曾专注于花园口决堤事件研究的学者渠长根向记者分析，“一是预计到决堤后河水将沿1843年(道光23年)决堤的旧路流动，顺贾鲁河道，经过河南中牟、尉氏、扶沟、西华、太康、鹿邑和安徽太和、阜阳、颍上、霍邱、亳州等县，十天左右到达周家口，会合沙河东流入淮。二是因为这一带地势较低，出水会比较顺利。更重要的是因为由此而下的这条水路基本上符合当前的军事形势，日军大部盘踞在这一带，黄水一旦放出，会把日军滞留在这片土地上。“
但赵口的决堤行动进行得非常不顺利，渠长根分析这是因为“事先对黄河的水势估计过大和对黄河堤质估计过松，同时决口开始的宽度太小”。后来在第一次决口以东30米处，作第二道决口，“起初水势迅猛，而后堤身在水力的涌动下不断颓塌阻塞，虽然多次悬赏，激励官兵加紧疏通，但是都没有奏效，又告失败。”
直到6月6日上午7点，新编第8师师长蒋在珍携参谋熊先煜一同前往赵口视察，才发现“决堤进展不顺并非人力不够，而是计划不当所致”。于是建议在中牟以西郑县自己的防区内另辟一个地方决堤，经商震报请蒋介石批准，当夜就开始实施。渠长根研究说，“从杨桥到荥泽，蒋在珍的沿河防区地形也很复杂，到底应该选在什么地方更为合适，蒋在珍与随行参谋熊先煜在从郑州返回师部所在地京水镇的途中反复讨论，认为有两个地方都可以:东边的马渡口和西边的花园口，因为它们的地形都利于出水。但是，相对而言马渡口与赵口相距不远，敌人容易接近，时间不宽裕，花园口与赵口相距26公里，地形地势也更为有利一些。于是商定就在花园口。”这种分析也得到了当地水利专家的肯定，因为黄河的河道有“铜头铁尾豆腐腰”的说法，所谓“豆腐腰”，就是指河南孟津县到黄河入海口一带，意思是说黄河堤防所在的腰部，好像豆腐一样容易被洪水冲决。花园口就恰恰处在黄河腰部的上端。但是，具体选在花园口的什么地点，还需要到现场考察。
根据熊先煜的记忆，当晚10点，蒋在珍等与前来视察工作的魏汝霖商议下一步的行动，决定由熊先煜来主持此事。熊“受命之下，颇感兴奋，夜24时率同工兵连长马应援、营长黄映清、黄委会河南修防段段长苏冠军，乘车前往花园口侦察决口位置”。在这个“微风拂拂，河水潺潺，月光暗淡，水位莫辨”的夜晚，他们仅靠随身携带的四支手电筒摸索，并不敢盲目选址。当晚，在汽车内“六人同宿，坐以当卧”。天亮后，一行人再由花园口沿河往上游寻觅侦察，最后选定在关帝庙西核桃园附近。这里是黄河弯曲的部位，易于放水，可以直接流入贾鲁河向东南去，经中牟、尉氏、扶沟、西华、周家口各县境而后注入淮河;更重要的是“利用贾鲁河道还可以防止水流无限漫延，适当减少对所经地区的危害”。熊先煜对于自己的地点选择还是相当满意的，并且在日记中并不掩饰的记录下负责施工的新8师第2团团长王松梅对他的赞赏:“吾兄此次计划，功在国家民族，减少人民损害，将来一定讨个好夫人，多生贵子……决口位置，若稍向西，而不利用贾鲁河以及平汉沿线，恐尽成泽国。”
6月9日决堤之后，突入豫东地区的日军，有的来不及逃脱而被洪水湮没，有的为伤病所累而被丢弃，还有一部分为中国军队所歼灭，其他的只好停止追击，集结于黄泛区以东。据安庆福老人回忆说，他亲眼看见日军像湿毛狗一样大批大批地逃跑，有几个伤兵不能跑了，就被他们的同伴绑在椅子上，一个个绑得像杀猪一样结实，在麦场上放着。不一会，他们身上就被浇上汽油，然后点燃木柴往他们身上扔，呼一声，火蹿得老高，几个伤兵在椅子上哇哇大哭大叫，意思是还能为天皇效力。还看见一些日本兵都低着头，不敢抬头看。也不知道这些被活活烧死的士兵是不是逃兵。
东史郎日记中也详细描述了被突如其来的洪水围困的日军状况:“这是一条因黄河决堤而形成的河，走在我前面的士兵在夜色中过了河。渡过河之后，却不知该向哪个方向前进。不知哪边是浅滩，但总之必须过河……”“士兵们一发现一点食物，就像猫叼着鱼探到角落里那样，隐藏起来一个人独自享用。我们到处转来转去找食物，早田里开始还有土豆种，不过，没几天就被吃光了。把南瓜秧弄来煮着吃，但马上就被各分队抢光了。很快田地里没有一点可吃的东西了。洪水又切断了我们前后的道路，一连过了好几天，粮食都没有送来。”
移花接木:秘而不宣的真相
6月9日上午，花园口决堤放水之后，一封事先拟好的电报由蒋在珍迅速发往武汉，到达蒋介石的案头，电文大意是“佳日(9日)上午8时，敌机三架炸开花园口河堤，职师正在抢堵中。”这一天晚上10点，程潜给蒋介石的第二封密电在汇报水情之余，更特别指出，“此间已拟订对外宣传，电文大意为敌占据我开封后继续西犯，连日在中牟附近血战，因我军誓死抵抗，且阵地坚固，敌终未得逞，遂在中牟以北将黄河南岸大堤决口，以图冲毁我阵地，淹毙我大军。”
事实上，受命之后的第一战区以及执行决堤任务的部队都很清楚，“作为一项非常紧急的军事措施，花园口决堤的真情一旦泄露出去，对中国民心士气的影响可想而知，还会有损中国政府的形象和威信。”渠长根分析说，“所以第一战区早已经提前拟订了对外宣传的策略，首先由负责花园口决堤的新8师在决堤即将成功的时候从现场向武汉发去军情报告，称中日两国军队在豫东地区激战，日军飞机狂轰滥炸，致使黄河大堤决口。然后由国民党中央通讯社以国家新闻中心的身份对全世界发布黄河大堤被日军炸毁的讯息。”
第一战区的策略对蒋介石而言，显然正中下怀。两天之后，6月11日，蒋介石电复程潜，做了三条指示:须向民众宣传敌飞机炸毁黄河堤;须详察泛滥景况，依为第一线阵地障碍，并改善我之部署及防线;以及第一线各部须与民界合作筑堤，导水向东南流入淮河，以确保平汉线交通。渠长根说，“这样一来，就为花园口决堤的对外宣传确定了基调”。6月11日上午9时，中央社从郑州发出第一条电讯，首次“报道”日军炸开黄河大堤经过情形。在中央社的引导下，国内各大报社如《申报》、《大公报》、《民国日报》等纷纷谴责日军炸毁黄河大堤、致黄河决口泛滥的严重暴行。中国*党的《新华日报》也参加到对敌暴行的声讨中，并号召赈济受灾同胞。《新华日报》6月12日的电文题为“豫东战场:敌因屡犯被阻，竟决黄河大堤，黄水汹涌处庐舍荡然，敌妄图消灭我战斗力”和“豫东战局渐趋稳定，我敌相持白沙附近”。6月13日，《新华日报》又发出题为“犯新郑敌已击退，暴敌仍到处决堤，中牟、白沙大水，数万灾民集郑”的电文。
花园口决堤的消息迅速引起世界各国关注，一时间，无论路透社还是美联社的消息都显示出，世界各国舆论几乎一致谴责日军的这一暴行。但日本方面始终对中国的宣传竭力进行反驳，渠长根说，“这样一来，中日之间的新闻战和一些媒体爆出的异样信息，使得人们觉得事情似乎没有如此简单。于是，一些新闻记者要求到决堤现场去参观采访，试图弄个水落石出”。
大概是预见到了消息暴露后的社会反应，6月9日，在花园口决堤刚刚放出水来的时候，商震就电令新8师用炸药将决口附近的小龙王庙和民房、大树炸倒，伪造日军炸毁黄河大堤的现场。当记者要求前往花园口进行实地采访时，新8师又奉命编造了一套日机轰炸的材料，伪造了一个被轰炸的现场。渠长根说，“后来中宣部及中央电影制片厂人员前来花园口，拍摄敌人炸堤和我军民抢堵缺口的新闻纪录片以扩大宣传”。
“事实证明，6月9日开始逐步实施的决堤宣传策略，有效地激起了抗日前线的豫东民众的抗战热情。”渠长根说，“诚如6月11日的《申报》所言:‘敌此种惨无人道之暴举，既不能消灭我抗战力量，且更增加我杀敌之决心’。”特别是在豫东地区，彭雪枫在他的《平原游击战的实际经验》里如此描述:“豫东皖北苏北是历史上著名的秘密结社及会门武装的发源地，倘不小心，一生冲突，他们三声号炮，村村集合，人人出动，流血惨剧就要发生。”加上这一地区在徐州会战期间已经遭受过日军的野蛮蹂躏，因此，决堤之后，面对日军的侵略，豫东民众纷纷组织起来，“成立了诸如游击队、看家队、自卫团，还有红学会、黄枪会、妙道会等各种各样的武装团体，保卫家园，三里一司令，五里一队长，名目繁多，热气腾腾”。
“更为重要的是，豫东民众的抗日参军热情被调动起来了。”渠长根说，“比如在新郑，6月11日，县人民自卫队在队长陈新的领导下，积极协助中国军队第20师袭击尉氏日军，歼敌二十多人，获机枪两挺，步枪十余支。”国民党也认识到了这一点。白崇禧在7月24日专门致电蒋介石，指出与豫东相连的安徽北部地区:“民风强悍，从军者极众。此次受敌摧残，多起而组织武力自卫，到处游击，时有效果，且向与驻军感情融洽，数逾十万”，并且计划以“正式军队一师以上配合民众武力，以专人统一指挥，以期切实收效，则消极可截断敌之南北交通，使其疲敝，积极可牵制敌军力，使江南作战容易，且免地方丁壮被敌征用，所费甚少，其益甚大”。之后，国民党开始联络、集合这一地区分散的各抗日武装，相继组成了多路“泛区抗日挺进队”。同时，国民党军统系统在这一地区还成立了专门对付铁杆汉奸和日伪重要人物的豫东特别行动队。
8月15日的《申报》(香港版)《豫省的民众武力》一文如此描述:“豫省民风强悍，人民体魄平均都很强健，所以本省的壮丁应征入伍是比较受人欢迎的。河南省壮丁的征调除了国家依法征调者外，还有各部自行派人招募。豫省应征的人数，截止上月底，据统计至少已征调40万人。”
黄泛之灾:黄河改道的地方烙印
6月9日，花园口决堤放水，口门以下4个村庄——邵桥、史家堤、汪家堤和南崔庄，全部冲毁，荡然无存，一直到黄泛结束，这4个村庄再也没有恢复。所幸的是，决堤放水时，这4个村的居民因事先知道决堤及时迁避而无一人伤亡。
而这不过只是灾难的开始，奔涌而出的黄河水并非任何人力所能控制，黄水出槽后在河南境内分作两股汹涌同奔。西股黄水是主流，源自花园口，至中牟入贾鲁河，南泛尉氏、扶沟、西华等县，于周口东折入颍河，然后分别注入茨河和沙河，再经安徽太和、阜阳、颍上及正阳关，最后汇归淮河。东股黄水源于赵口，由于6月中旬黄河水位上涨冲开赵口口门后形成。赵口的黄水也分为两股，一股向东南直奔朱仙镇，与花园口的泛水汇合;一股绕开封城堤北面，折向东南，至陈留又分为两支，一支沿铁底河，另一支沿惠济河，先后注入涡河，于安徽怀远汇入淮河，自淮河经洪泽湖、白马湖、高邮湖注入长江，形成合流局面，进而波及江苏北部诸县市。由决堤而来的黄河历史上的第26次改道所造成的危害，遍及3省44个县，死亡人数统计高达89万。花园口决堤也成为抗战史上与长沙大火、重庆防空洞惨剧并称的三大惨案之一。
《豫省灾况纪实》里有一段文字如此勾勒出黄泛区灾难图:“泛区居民因事前毫无闻知，猝不及备，堤防骤溃，洪流踵至;财物田庐，悉付流水。当时澎湃动地，呼号震天，其悲骇惨痛之状，实有未忍溯想。间有攀树登屋，浮木乘舟，以侥幸不死，因而仅保余生，大都缺衣乏食，魂荡魄惊。其辗转外徙者，又以饥馁煎迫，疾病侵夺，往往横尸道路，填委沟壑，为数不知几几。幸而勉能逃出，得达彼岸，亦皆九死一生，艰苦备历，不为溺鬼，尽成流民……因之卖儿鬻女，率缠号哭，难舍难分，更是司空见惯，而人市之价日跌，求售之数愈伙，于是寂寥泛区，荒凉惨苦，几疑非复人寰矣! ”
6月9日的花园口决堤，也是中日双方沿着黄泛区边界东西对峙的开始，渠长根说，“依赖机械化军事装备进攻陇海线和平汉线的日军被迫改变原来沿铁路线西进南下的战略”，一方面把部队从豫东尉氏、中牟、娜陵、通许、陈留、祀县等各县向东撤退，转移、集结到以商丘、徐州为中心的豫皖苏交界地带，另一方面确定了沿江淮水路西进的路线，分调多路人马围攻武汉。“战事南移到豫南、皖西、赣北、鄂东的广大湖沼山地地区，豫东战场逐渐冷却下来，武汉附近地区接着成了中日两国军队厮杀的新战场”。这样一来，从郑州斜贯东南，穿越豫东大平原的新黄河就成为军事分界线，把日军阻隔在泛区的东面，中国军队沿西岸据守，沿新黄河以西修筑起“防泛西堤”，而日军也在对岸修筑起“防泛东堤”，相持一直延续到1944年日本发动打通大陆交通线战役。
从当地复杂的社会形势看，黄泛区形成之初，豫东地区一度成为真空地带，战局基本稳定后，日军大规模他调，留在该地区的兵力很少。“开封、商丘、淮阳敌只数百人，其他各县仅仅四五十人。连敌人的宣抚班、宪兵队等合并统计，全豫东不过有3000人的样子。”经常会用拖动一些塑料的假人假枪炮做演习。不过很快就形成了多种势力交错杂陈的局面，一方面是日军占领者及其傀儡组织和伪军，另一方面是不断回升从事游击战的中国军队，还有其他各种背景复杂、立场摇摆不定的地方势力。因此，这里“敌蹄横行，汉奸嚣张，恶猫遍地，土匪蜂起，把豫东弄成了一个极混沌极混乱极扰攘不堪的局面。一般名哲贤达，都在‘武装逃难’或者‘集体搬家’的新鲜口号之下‘西迁’了。剩下的是广大的被难群众，以及同他们在一处埋头苦干着的国民党员和*党员，还有少数的行政人员而已”。
当日军修筑防泛东堤的时候，过程并不顺利，渠长根分析说，“一是水势不稳，经常发生决堤而被迫延期，二是地处黄泛灾区，留下的居民多为老弱病残，难以招来足够的人力。三是在中国抗日武装的宣传鼓动下，日军对参加筑堤施工的民工也不敢施以暴行，否则，他们就会投奔抗日武装。四是日伪政权内部矛盾交织，主持施工的指挥人员和技术人员利欲熏心，都想从中渔利，偷工减料、中饱私囊的情况严重，直接影响了施工的进度和质量。五是当地处于所修大堤以内与以外的各村落之间，利益冲突明显，都不愿把自己的家园堵在堤内，加上伪政权的大部分工作人员基本上都是当地人，协调有实际困难，因而施工时常被中断”。就在这种复杂的形势下，筑堤施工断断续续，一直到1943年才基本修成。防泛东堤的修成，约束了泛水水道，相对地控制了黄河及涡河的洪水东泛。
奇怪的是，黄泛区一度淡出了公众视野，直到1942、1943两年的河南大早和蝗灾，花园口和黄泛区才重又引起媒体的关注。之后不久，又归于沉寂。渠长根说，“在战争的逻辑以及宣传的规律上，这似乎是必然的结果”。1943年2月2日，重庆《大公报》发表了王云五所写的社论《看重庆，念中原》，对河南的大灾实情寄予深切的同情，同时尖锐地指斥重庆“隔江犹唱后庭花”，以及政府救灾及限价抬价失当。结果竟然被勒令停刊三日。临时河南省省会洛阳的《行都日报》对该文予以转载，也因此被停刊三日。同年《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进入黄泛区，用电报发回了第一篇关于灾难惨状的报道，在国际上引起了对于黄泛区的重新关注，也为这里的民众赢得了些许援助。
时至今日，灾难的记忆并没有被时间抹去，渠长根说，2002年5月27日，他到扶沟县做社会调查的时候，县志办的张孟庚的母亲依旧能清晰的回忆起黄河水进村的情境:“一家人没有逃走，因为父亲相信很快就会过去，为防万一，把值钱的东西搬到了村头高地，还有三四家也跟着这样搬去了。”“但黄河水越来越大、越来越猛，结果全村被淹没，连这块高地也被完全包围起来。吃完了搬来的熟食，火源也用完了，只好干吃粮食，粮食吃完了，就挖高地上的野菜吃，等到野菜也吃完了，就挖土里的老鼠等吃。无论白天晚上，谁也不敢睡觉，唯恐错过了逃走的机会。”人们没有语言，无奈的目光有时候对碰一下，连小孩子也没话可说了。几天后，果真有当地政府派出的巡逻搜救船只发现了他们。“但是船太小，人太多，离安全地方又远，关键是高地周围有很多大漩涡，船不敢靠近。船来船又走，大家一下子绝望了。又熬过了两天，找来了撑船高手才分批把他们接走。”可是，等到了安全的地方，“父亲忍受不了这些天的饥荒和心理折磨，没几天就去世了”。
资料图片：1938年蒋介石视察新兵
1938年8月27日:全面调整国内政策 主动撤离武汉的蒋介石
8月“谣言风波”下的蒋介石
8月27日与蒋介石外交策略相关的两个事件是，德国大使陶德曼回国、蒋介石向路透社记者否认意大利调停说。从1937年起，陶德曼一直是中日之间秘密接触的一个关键人物，他的回国，在某种意义上显示着蒋介石政府与日本的和谈并不顺利。当天，蒋介石在接见了路透社记者，答外国记者问，否认意大利调停说时，强调中国“抗战力量增强，抗战决心坚定”。
其时，一场关于中日间未来前途的风波8月间搅乱了武汉的平静，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蒋介石被舆论压力抛向决定战争命运的漩涡中。月初，美联社发布消息称:“罗斯福拟在武汉失守后调停中日战争。”一时间在华盛顿刮起一股“和平”旋风，引起美英诸国的关注。但同一天晚些时候，世界各地又看到另一则美联社电，称:汉口官方及香港《大公报》同时否认外传意大利与汪精卫就中日战争进行调解，并拉中国加入*集团事。《大公报》谓抗战策略不变，蒋汪合作无间，欲中国加入*集团也不可。美联社的两条消息似两块巨石，投入平静的水中，一时涟漪四起。而对战、和问题最为敏感的香港，反应也最强烈。
8月2日，虞洽卿由沪抵港，更使香港弥漫在“和平”的花雾中。英文版的《每日新闻》甚至宣称，从中国方面得到消息，日方拟向中国提出和平条件五项。当众人都在猜测消息的可信度时，《刺西报》5日上午首先刊出日本对华“和平”五项条款。下午，各晚报竞相转载，日方五项条件一时家喻户晓，无人不知。
“一、日本退出占领区，但中国也不得驻兵;二、承认满洲国;三、虹口、闸北、江湾租给日本，定期99年;四、赔偿此次战争损失;五、共同防共。”
如此确切的消息一经刊出，没人再怀疑它的真实性。国内、苏联、西方诸国心情不一地把目光投向武汉，集中在蒋介石身上。此刻，他能决定这场战争的命运。
蒋介石想和平，而且想得比任何时候都迫切。早在6月，他就授意汪精卫派出要员至香港与日本总领事丰村商洽，做和谈先期准备。只是日本人要价太高，他一时没给答复。如今这一夜间又掀起一股“和平”浪潮，把他置于极尴尬境地。日本人所提五项条款中，除第五条他能接受，第一条在得到确切保证后也可考虑外，其他几条显然是卖国，是根本不能接受的。这件事弄不好，有可能得罪苏联，失去这个军援的外来大户和远东的重要盟友。
8月21日，深得蒋介石倚重的军事外交家蒋方震(蒋百里)将军在香港接受了伦敦《每日捷报》记者采访，揭穿日本打着*旗号行侵略野心的伎俩。他开门见山地直点主题:“日本人自称其作战系根绝中国之*主义，此事完全不确，不过借以欺骗全世界而已。若日人系对*主义作战，则苏俄系*主义巨头，自应与苏俄作战。”说着引例道，“最近满洲边境事件，日人竟向苏俄威力低首而忍辱撤兵。然去岁南京之战，日军杀戮无辜至令人发指之地步。须知，南京并无*分子。诸事证明日本对华战争，并非对付*主义，而纯粹为侵略中国领土也。”
8月24日，中国外交部针对近一个时期伦敦方面“中日和平”愈演愈烈的谣言，指示外交部发言人发表谈话，公开辟谣，并宣称:“除非日本放弃侵略，否则决无和平可言。”8月25日，针对外界对蒋汪间的猜疑，外交部部长郭泰祺在伦敦接见哈瓦斯社记者，并在报纸上发表声明，一口否定“中日和平”及意大利正与汪精卫签订协议。蒋介石这时通过外交部、宣传部，频频向外界作出姿态，国民政府坚如磐石，蒋、汪之间志同道合、亲密无隙。但他内心里不相信空穴无风，他早已意识到汪精卫率他的“主和派”借议和之机，借日本人的压力，又在向他逼宫了。
8月28日，上海某报社论宣称:“日方策动的‘和平’运动，尽管华方当局否认，但外传仍有已失*信仰的分子，在偷偷进行‘和平’运动，这是不可否认的。这来源开始于蒋介石先生在西安蒙难时，这些分子在柏林、罗马所订的‘联德意反英美以救中国’之路线。”不管来源于何处，蒋介石相信他的国民党在一败再败的严峻时刻，确有不少意志不坚的人，四下里在为自己找出路，甚至有人已把触角伸向日本人。
外围消耗战保卫大武汉
就在同一天，1938年8月27日，由日军进攻安庆开始的武汉会战已经持续了两个多月，蒋介石在当天收到三个战役消息:我军克皖北之太湖、敌舰炮袭武穴码头、豫北敌陷济源。
此时“保卫大武汉”的军事形势无法使蒋介石乐观。蒋介石本人住在武昌，每天早晨乘渡船过河到汉口的政府办公室。一次对他本人住处的空袭炸死了他的十名警卫，迫使蒋放弃了原来的消遣方法——在街上散步，也不管有没有灯光，身边有没有警卫。那次空袭时，蒋正在召开一个不寻常的外国记者招待会，可能是某记者把该情况透露给了日本人，这使得蒋介石几个月里都不愿接待任何外国记者。
当时的军事格局，日军占领九江后，即以之作为进攻武汉的推进基地，并在九江、合肥大规模集结作战部队，积极做进攻武汉准备。8月22日这一天，日本大本营正式下达了进攻武汉的第188号“大陆命”、135号“大海令”。华中派遣军于接到大本营命令的当天即作出了进攻武汉的具体部署:令第11军在海军配合下，沿长江两岸进攻武汉。主力置于长江以南，从咸宁、贺胜桥地区切断粤汉铁路，由南面向武汉迂回;以一部向德安、永修进攻，相机攻占南昌;令第2军主力从大别山北麓经六安、固始、潢川、罗山进攻信阳，然后沿平汉路及其以西地区南下，从北面、西面迂回，包围武汉;令航空兵团以主力支援第11军，以一部支援第2军。
在*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不断壮大的游击队获得了夺回济源的胜利。就在3天前(1938年8月24日)，张闻天、刘少奇致电朱瑞，朱德、彭德怀等，指出摆在晋冀豫全区面前的中心任务，是以最快速度创建晋冀豫边区，使其成为坚持抗战的巩固根据地。电文规定晋鲁豫边区党与军队的八项具体任务，并决定朱德在晋鲁豫边区负总责。
1938年8月，根据宋美龄的要求，陈纳德去昆明筹办航空学校，训练中国飞行员。他在昆明极其简陋的条件下对学员进行严格的训练，不少人中途被淘汰。
“南京陷落之后，蒋介石和国民党高级将领都认识到:第一，对日作战是持久战;第二，不能只依靠阵地战等，要发展游击战等其他战争形式。第三，要发动人民。蒋介石在南京失守后的《告全国人民书》明确提到，要动员全国人民群众，依靠广大乡村，但是他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杨天石分析说，战争教训已经让国民党的国内政策开始调整，而国共合作保卫大武汉的时期，正是蒋介石政府全面调整国内政策的时期。
蒋介石政府战略方针的调整来自淞沪与南京两次会战的惨痛压力，美国著名传记作家布赖恩·克罗泽的《蒋介石传》则认为，“蒋介石对1812年沙皇俄国胜利地粉碎拿破仑入侵一事印象颇深”，促使他制定了被称为“以空间换取时间”的战略。而实际上，两次会战的反思，蒋下级将领们对他压力极大，而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于这一年5月至6月发表，中共代表叶剑英也在《目前战局与保卫武汉》中，依据当时形势表达了持久战的观点，“经过半年来的艰苦抗战，证明敌军在各方面的进攻，不论在战略上或在战术上，都很机动地采用包围或迂回。武汉处天下之中，依今天的形势看来，隐然亦俨然的为中华民族精神所寄托。首先要把津浦、陇海、平汉、同浦各线上的抗战军，在*上重新动员起来;其次把河南全省的民众动员起来，为保卫自己的家乡——河南而参加作战，按照战区长官作战方针，进行彻底的坚壁清野，不给敌人以口粮，不给敌人一只牲口，彻底破坏可为敌人利用进攻我们的大小道路，消灭各乡各村的大小汉奸，封锁我们的军事消息，组织我们的游击队杀到敌人后方去，破坏敌人的远近后方，袭击或消灭敌人的后方联络部队，破坏敌人的无线电台及其一切通讯工具。”蒋在这样基础上将战略决策调整为:而当敌人进攻时，中央军就向后撤退，实行焦土政策，把既没有食物也无栖身之处的地方丢给侵略者，不求迅速决战。这样日本将深深地陷入中国广阔的内地，到一定时期日军的战线就会过度延伸，它的交通线将达到并超过其后勤补给的最大限度。中国军队的目的是将日军拖得精疲力竭、精神崩溃。
武汉会战成了蒋介石消耗战略的一次彻底的演练。蒋介石称，“全国军队之后退，绝不能谓为日本之胜利”。“我们采取的是持久战略，以空间换取时间，以时间达到消耗敌人的目的，从长期的消耗战中来争取最后的胜利。”
蒋介石启用的卫戍总司令陈诚
1938年8月27日这一天，蒋介石召集了武汉守区军师长以上干部会议。由于敌机空袭频繁，三镇的战争气息日趋浓厚。面对日军已经掌握了我方各种防务措施，因而攻势势如破竹，眼看武汉岌岌可危。在这样情况下，国民政府勉强接受了苏联总顾问崔可夫中将的建议:彻底改变原来的全面防务措施，特别是沿江一带从安庆上游直到鄂州城黄州这样千里防线的防务，在大江南北两岸修筑起几百座苏式钢骨水泥小炮台——托契卡。此项国防攻势由蒋介石派副委员长冯玉祥会同苏联顾问监造。同时开始第二次迁都，从武汉再迁重庆。“保卫大武汉”的宣传和准备工作全面开展，动员疏散三镇居民，构筑防空洞和地道，撤退外侨，将大批木船满载石块、黄沙、废铁等物准备沉下封江等等。
1938年7月7日的《武汉日报》刊载，时任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兼武汉卫戍总司令陈诚分析当时局势，“敌人虽然表面上侵占了许多重要的据点，但是他们的矛盾与困难，却与日俱增，铁的事实证明敌人愈战愈弱的破绽，已经一一暴露出来”。陈诚提到的“破绽”是，“敌人兵力牺牲巨大，*巨量耗损，军费巨额增加;敌人战斗力削弱;敌人越深入则兵力愈不敷分配”。
在国民党军队中素有“小诸葛”之称的白崇禧，1937年“七七”卢沟桥抗战爆发后，任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参与制定对日作战计划。在太原失守后，鉴于武器装备敌强我弱，以正规战与敌硬拼难以持久，提出以游击战配合正规战，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的作战指导思想，为蒋介石所采纳，1938年7月，白崇禧代理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参与指挥武汉保卫战。
武汉会战期间，蒋介石最终选择的得力军事将领是主战最力的陈诚。陈诚在武汉就任军委会*部部长后，一跃而为*风云人物了。据陈诚的随从秘书郭大风回忆录《在陈诚身边的日子里》记，陈诚当时说:“蒋委员长如果不抗日，我可以领导大家打倒他。”郭大风认为，“这正是他一生*生涯的主线，陈诚对于抗日是积极的，*也是积极的”。
蒋的“分寸”:与日秘密会谈
1938年10月7日，毛泽东急电长江局，对宣传鼓动工作做出指示。“现在不应强调保卫武汉，因过分强调，武汉一旦失守，则会产生悲观失望及一切不正确的观念”，应该“说明中日战争之持久性，中国抗战是最艰苦的持久战”。周恩来立即撰写长篇社论《论目前抗战形势》，连载于《新华日报》。
《斯诺眼中的中国》描述了斯诺当时在武汉经历的情景，“我在汉口呆了近七个星期。日本飞机的定期轰炸使炎热的天气显得更加沉闷了。空袭造成的军事损失不大，但是正与广州一样，数以百计的平民丧失了生命。当时除了中国士兵难以想象的勇气和他们在战争的每一天表现出的无可比拟的英雄行为外，情况是很不妙的。人民的情绪很激昂，他们的顽强、坚毅和镇静是一种鼓舞。人民蕴藏着无穷无尽的力量，他们愿意作出贡献和牺牲，可是没有被动员起来。想去动员人民的人却受到重重阻挠。如果武汉、长沙的城市居民和它们周围的两千万居民都被组织起来，加以训练、武装，我认为毫无疑问日本人是无法占领武汉的。有了适当的防卫，武汉是守得住的。”
日本对中国一直是“战”与“和”两手同时进行，日本人在攻打武汉之前，对蒋介石是以“战”为主、“和”为辅。南京沦陷后，日本一直找机会与国民政府谈判，主要表现在日本与孔祥熙之间，但是蒋介石在1938年至1942年间也一直没有中止同日本人的谈判。这些谈判的策划者和出面者大多是日本军方或政府人员，但也有以“民间人士”身份出现的，例如萱野长知、小川平吉、头山满等。他们都曾是孙中山的友人，有过支持中国革命的历史，同时又和日本政府有密切的联系，自称虽非代表，却是“代表以上之人”。
长年研究蒋介石秘档的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杨天石分析说，“蒋介石爱惜‘民族人格’，准备与倭寇决一死战，并预留遗嘱，其抗战决心可以说是壮烈的，但又是虚弱无力的”。这一时期，蒋介石的主要努力仍然放在外交上。第二次中日战争的头五个月出现的不仅是包括中国首都陷落在内的灾难性军事失利，而且还有外交上的大失所望。
早年的蒋介石即具有民族主义思想，同情五四和五卅爱国运动。“九一八”时期，痛愤于日本侵略者，有北上抗日的打算，这是他后来之所以能够坚持长期抗战的思想原因。但是，在很长时期内，蒋介石又怯于和日本作战。“九一八事变”后，10月7日日记云:“国民固有之勇气、之决心，早已丧失，徒凭一时之兴奋，不惟于国无益，而且徒速其亡，故无可恃也。而所恃者，惟在我一己之良心与人格，以及革命之精神与主义而已。”
国民党内部，孔祥熙对战争也比较悲观失望，有文字记载，孔给蒋写过很多信劝和。武汉会战前后，孔写信给蒋，说国际援助绝对没有什么希望，经济上也支持不下去，有“和”的机会一定要抓住。蒋常常因此批评孔，但是孔祥熙不是一个自作主张的人，他的议和活动显然得到蒋介石的默认和支持，孔的议和活动应该看作蒋介石全盘对日策略中的一招，曲折地反映出蒋介石的内心矛盾和两手策略。孔祥熙曾说:“蒋先生向来的做法，是找一部分前进分子，找一部分落伍分子，听二派的意见，从中采取一点。”(《冯玉祥日记》)
蒋和谈的目的，一是刺探情报、了解日本人的真正态度，再就是看日本的诚意如何，和谈的条件怎样。他对谈判的基本态度:恢复到卢沟桥事变之前的状态。蒋介石认为应该分两步走，第一，恢复卢沟桥事变以前的状态;第二，东北问题以后再伺机解决。蒋介石到重庆之后说过，“抗战到底，这个底就是恢复卢沟桥以前的状态”。1942年以后，抗战形势好转，蒋与英美结成联盟，对形势比较乐观的蒋的说法改为，这个“底”就是要恢复全中国，包括中国台湾和朝鲜。
1938年武汉会战接近尾声时，在香港的谈判，几乎使谈判双方在福州准备最后冲刺了，但是广州的失陷无论是心理上，还是象征意义上都给了蒋介石巨大的打击，蒋介石认为日方没有诚意，下令立即停止谈判。
资料图片：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给干部作报告
1938年9月29日:毛泽东的胜利
1938年9月29日的夜里，毛泽东没有在延安东郊的桥儿沟留宿，当天，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第一天开会，从前线回来的朱德、彭德怀、刘少奇、邓小平，从战火中的武汉回来的周恩来、王明都住在了会议召开地桥儿沟。桥儿沟有一所20年代修建的教堂，到现在为止，这所有着彩色玻璃的教堂还是很醒目地突出在陕北特有的窑洞风景中。当年，这所教堂是当地的豪华建筑，最要紧的是，教堂边有一排石筑的窑洞，正可以当作招待所，安排这批从各地返回开会但在延安城没有住所的中共高级官员。
“当年这种石筑窑洞是最高级的住宅了，比土窑清洁、安全。”延安杨家岭革命遗址的讲解员在介绍当年延安的住宅时说。在杨家岭，石头窑洞是给50岁的朱德住的，他年纪大，受特殊照顾。
毛泽东骑着自己长征时期的那匹四川矮腿马，向城内住宅稳当地走去，这匹花马1941年老死在延安。现在从延安城内到桥儿沟只需15分钟的车程，当年他却要骑马花近一小时，住在路旁迟睡的居民当时肯定听见了那马蹄声。1938年的延安是安定而富足的，由于八路军军饷充足，老百姓当时甚至不用交公粮。
当年城墙还在，延河水也很宽阔。毛泽东走到河边，拉过来无人摆渡的渡船，人和马一起站上去，回到了他那时尚在延安城内凤凰山的住宅。此地离抗日军政大学的校址只有5分钟的行程，他经常从住所走过去作报告——这里汇集着来自祖国各地甚至海外的热血青年。毛之所以要赶回城内，一是石窑洞的“高级宾馆”不敷分配，二是他和当时尚在抗大学习的江青的恋爱关系已经经过了1938年8月份的“组织审查”。
会议之争
教堂并不是开会地点，“当时是搭棚子在旁边开会的”，教堂边陕西艺术学校延安分校70多岁的看门人说，现在教堂却被当成了当时的会场遗址，大概是该建筑被保留下来的缘故。延安革命纪念馆研究员米世同说:当时搭棚子开会，一是因为人多，有57个人，还没加上工作人员;二是为了安全，防备日本飞机轰炸。
当时日本军队确实得到情报，说*党有一高级干部会议要在延安召开，但是他们的情报不准确，对会议时间的报告完全错误，所以直到11月20日才来延安轰炸。当时延安城被炸掉一半，毛在凤凰山的住宅旁的山坡上也丢下了炸弹。1951年米世同他们整修遗址时还从那里挖出一个一米多长未*的炸弹，“毛泽东真是命大”。日军的轰炸让中共各机关搬到了延安城外。
当年教堂的坡下面就是一个军用飞机场，“那时候机场简单，用石碾子压出一块空地就能当机场。延安先后有好几个这样的机场。”米世同说。不少从前线回来的指战员就是坐军用飞机降落在这小机场上的。会议结束后的傍晚，他们到机场上散步休息，朱德、邓小平、徐海东、贺龙、关向应、滕代远、罗荣桓等人留下了在机场的一张大笑着的合影。
当时这些指战员们在前线指挥战斗已经一年多，与日军的血战使他们逐渐认识到毛泽东提出建立敌后根据地的重要性。一年前八路军初改编时，即使是朱德，也和毛泽东的想法不尽相同。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杨奎松说:“刚开始毛泽东的游击战观点几乎是孤立的。”但是毛泽东的农民出身和过去的经历都使他成为一个实际的人，“他就是要保存实力去争取胜利。”国民党希望八路军能担负一部分战线的防守任务，正面和日军作战，这样的观点无论在军队在党内都很有市场。
几场血战使朱德、彭德怀等前线指挥员认识到毛泽东战略决策的伟大:即使是平型关大捷这样的伏击站，八路军也损失了600多人，八路军的人员和装备都与日军无法相比。杨奎松说，毛泽东一直要保存军队实力，致力于建立敌后根据地的想法在一年前的洛川会议上提出没有得到普遍回应。随着武汉会战的深入，局势使得保存实力、敌后根据地的建立尤其迫切。就在开会前的9月26日，毛泽东还和朱德、刘少奇一起致电聂荣臻等人和冀东特委，“创造冀热察边区根据地，创造相当大的军队，是有可能的，但环境是严重的，工作是困难的，必须以高度的布尔什维克精神克服斗争中的一切困难，坚持统一战线的原则，建立坚持持久抗战胜利的信心。”自始至终，毛泽东坚持着他游击战想法，一直不断通过电报向前线的指战员们传达他的想法。
针对日军在武汉的进攻，毛泽东认为八路军应该创造并巩固华北根据地，“在敌后配合友军坚决作战，有效地消灭和削弱敌人，发动广泛的抗日活动”。9月29日的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最急于说服大家的，是他的关于统一战线中保持独立自主的思想。而他最难于也最需要面对的对手，是半年前刚从*国际回来的王明。
按照1942年起在延安工作了3年的苏联塔斯社的彼得·弗拉基米洛夫的印象，王明是个个子不高的人，“有双聪明的眼睛”。而毛泽东是“态度自然、慢慢地发问，背有点驼。穿着补着补丁的*”。根据斯诺的记载，毛甚至一面和他谈话一面抓虱子。彼得把他对中共这批高级官员的印象写在他的《延安日记》里面。
王明是从武汉长江局回到延安开会的，他依然喜欢引用马列主义著作，一开口就引经据典，和他1937年11月29日从苏联回来时一样。当时，他和康生等人一起飞到延安，毛泽东在机场欢迎他们时说:“欢迎从昆仑山上下来的‘神仙’，欢迎我们敬爱的国际朋友，欢迎从苏联回来的同志们。”
王明不遗余力推行的是他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思想，当时*国际想把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改造成法国的人民战线模式，由国共两党共同领导，毛泽东的观点和他的军事思想一样，没有引起大家的重视。“他的态度是，既然大家不同意，那我们走着瞧。”延安革命纪念馆研究员刘煜说。在1937年的12月会议上，王明针对毛的主张，明确提出反对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这次会议因此没有形成决议。毛泽东在会议上既同意王明批评自己“对国民党的转变没有充分认识”，也强调“要保证*党的独立自主地位，要从*上影响国民党。持久战、游击战的战略方针是正确的”。
这次六届六中全会召开前，王明提出要在武汉开会。“一切都要服从保卫大武汉。”尽管遭到几乎所有中央委员的反对，但他始终坚持要在武汉开会，并且要刚从苏联回来，带着*国际指示的王稼祥去武汉向他汇报。王稼祥当时给他的回电不很客气:“你应该服从中央的决定，否则一切后果由你自己负责。”后来，在得到会议由他做*报告的承诺后，他才到延安开会。
到延安后，王稼祥告诉王明，季米特洛夫的一句话是:毛泽东是中国革命实际斗争中产生出来的领袖。
*国际选择了毛泽东
王稼祥在9月29日的会议上首先宣读了*国际的文件，这位“瘦个子，比一般人略高”的*局委员是在1938年3月去苏联养病的，现在他的病态还是很明显，非常消瘦，但是他的话却非常有力。除了报告*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的看法外，他还口头带来了季米特洛夫的话:“要服从党的领导，王明等人不要再争吵了。”
事实上，王稼祥早在长征期间就和毛泽东多次打过交道，他知道毛对战争有自己的想法。在1934年10月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王稼祥被炸弹炸伤，躺在担架上行军，而腿有毛病的毛泽东也在担架上度过，两个人经常交流关于战争失败的原因，毛曾经说服当时任红军总*部主任的王稼祥同意改变红军行进的方向。
“当时和*国际联系紧密的人中，任弼时、王稼祥其实都和毛泽东没什么私人交情，但是他们党性都很强，总是有什么说什么。康生就不同，他是看风头的，看谁得势就跟谁。所以陈云说康生‘是鬼不是人。’”延安革命纪念馆研究员刘煜说。这样，与王明私交不错的王稼祥毫无顾忌地传达了*国际的指示:*国际认为中共一年来已经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八路军也执行了党的新政策，中央的路线是正确的，在复杂环境和困难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王稼祥当时还传达了季米特洛夫在他临走时特意嘱咐的话:中共中央“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领导机关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
*国际在武汉会战的关键时刻选择毛泽东并不是无因之果。按照北京大学教授杨奎松的研究，所谓的*国际一直打击毛泽东的说法是错误的。毛泽东在长征期间展现的军事才能就已经被*国际看中，1934年以后，苏联的各种刊物上就特别推崇毛泽东。在苏联翻看文献时杨奎松发现:“当时报刊说他是中国最主要的军事领袖。”1935年，苏联报刊开始发表毛的著作，而且在报纸上介绍他的生平，在*国际的第七次会议上，毛被推举为*主义的旗手之一，*国际已然认为毛是中共的领袖人物。
然而，中共中央到陕北和莫斯科联系上之后，*国际发现当时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核心任务没有抓住，而是在反蒋，于是派王明回国帮助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王明就是带着这使命而来的。
按照中央党文献研究室科技部图书室编辑的《毛泽东与中共党史重大事件》来看，王明和季米特洛夫的私交很好:王的女儿是季的养女，但是季米特洛夫对于王明的想法还是看得很透彻，在王明回国前还是提醒他:回国后要和国内同志搞好关系，即使推举你当总书记，你也不要当。要建立党的集体领导，不要自封领袖。
莫斯科要求王明搞集体分工，所以毛泽东负责的统战工作分到王明手中，毛泽东负责军事。但当时统战工作是抗战中最主要的工作，所以一时间，王明权力大为集中，也导致了他的种种做法——“长江局简直是另一个中央。”刘煜说。矛盾在中共内部形成，但是*国际并没有派王明回国夺权的意思，所以王明和毛泽东的问题出现之后，*国际站在毛这边，“他们很明确地希望推举毛泽东当党的领袖。”杨奎松说。王稼祥正是忠实地传达了*国际的指示。另外一个原因是，王明在*国际的后台——米夫在苏联的肃反运动中已经身败名裂，王明的坚决支持者已经没有了。
在会议上，毛泽东详细地阐述了他关于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的主张，这种思想也和他对国民党*党分属不同阶级的坚定看法分不开，他说各党派实行互助互让是必需的，但应该是积极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是做不到的，因为国民党是当权的党，它不许有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在敌后，就根据《抗战建国纲领》去做即可;我们不能自己束缚手脚，要在统一战线中有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他的观点非常有说服力。”杨奎松说。
毛泽东并没有尖锐批评王明，后来他自己说:“在六届六中全会的记录上，我们并没有尖锐批评什么东西，而是从正面肯定一些问题，在实际中解决了问题。”“毛泽东在那个阶段说话相当谨慎，从来不是给人定性。”刘煜说。
当天，主席团还决定，毛泽东负责起草给蒋介石的一封信，给正在武汉战场上的蒋介石表明*党的态度:“此次敝党中央六次全会，一致认为抗战形势有渐次进入一新阶段之趋势。此阶段之特点，将是一方面更加困难，然一方面更加进步，而其任务在于团结全民，巩固与扩大抗日阵线，坚持持久战争，动员新生力量，克服困难，准备反攻。”并说因武汉局势紧张而让周恩来立即返回，向蒋转达*党中央意见，商议一切。此信由周恩来在返回武汉后的10月4日当面交给了蒋。
其实，毛泽东论持久战的观点早就被周恩来介绍给了白崇禧。白很是认同。“在某种程度上，他们的观点是一致的。‘以空间换时间，积小胜为大胜’的说法和毛的观点异曲同工。”刘煜说。武汉会战的紧张时刻，毛起草的信件无异于给蒋介石一些定心丸。
虽然这次会议上，王明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思想被否定了，但是他并不服气，在他自己的回忆录中，事后他又多次和毛争论，而且每次一争吵就不可开交。每次都是吵到吃饭时间，已经成为毛的妻子的江青会站出来说:“这两只老公鸡真是厉害得不得了，一见面就斗，一斗起来就没个完。”然后和王明的妻子叫各人的丈夫回家吃饭。
抗大歌声
“当时的延安城，半个城里面都是抗大的歌声。”米世同说。9月29日的夜晚，抗大的歌声也没有停止，这里是当时延安最有活力的所在。常唱的是抗大的校歌:“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人类解放，救国的责任，全靠我们承担。”
抗大是在红军大学的基础上成立的，主要目的是为抗战培养急需的军事*人才，每期学员培训不过几个月，思想*课为主。实行教育委员会领导下的首长负责制，教育委员会主席就是毛泽东。按照道理，他是只需要在典礼上露面就可以了，但是，认识到通过学习启蒙思想、统一思想重要性的毛泽东习惯来抗大做各种报告，在这里定期开设了《辩证法唯物论》的课程。“他就是觉得党内不团结，而这样的局面应该通过学习，开阔眼界、提高辩证唯物主义觉悟来改变。”刘煜说。
“他很会演说，给那些来延安的革命青年讲课不拿课本，比如说他第一个报告的名字就是‘革命与恋爱问题’。”米世同说。再者，他能够就小事联系到大事，比如一些学生不爱做操，他就从作战需要讲起，提出对抗日军就要靠经常爬山，以提高战斗力。并且说红军长征就是爬山快，才甩掉了敌人，应该继承这光荣传统。“他讲课方式很独特，从来不强迫别人接受他的观点，而是教大家对遇到的问题拿出办法，出主意，考虑如何解决。”毛泽东的孙子毛新宇说。
现在，崭新的抗大纪念馆办在当年的旧址之上，前面就是延安最繁华的二道街，所以纪念馆的一部分尾楼也租给了商场，正在热闹地进行“上海服装展销”。据说在日军第一次轰炸延安时抗大校舍就已不存在了，何况对于大多数抗大学生而言，本来校舍也不重要，几间狭小的平房无法容纳那么多的学生。全国的进步青年源源不断地从各地涌来，海外华侨也为数不少:先后招收了74人，女生有45人。他们的课堂在延河边上居多，晴朗的天气里，搬起几块石头就是课桌。
毛泽东给他们的几大任务就是:坚定正确的*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这一切，也是为了在敌后建立广泛的根据地培养扎实、充足的人才。
1938年8月底，大批爱国青年的涌入使抗大连住宿也成为问题，于是开始了建校劳动，第三期学员半个月突击下来，挖了175孔窑洞，修了3000米长的抗大公路。9月29日的夜里，那些新窑洞刚刚使用，很多就在毛泽东的凤凰山住宅附近，这些窑洞到毛的住所也只有五六分钟路程。他给他们的新校舍写下的题词是:“听说你们建筑校舍的劳动热忱很高，开始表现了成绩，这是很好的。这将给你们一个证明，在*党和红军面前，一切普通所谓困难是不存在的。”
当时抗大条件艰苦，被人形容为“军事*主义”。对于大多数南方来的学员来说，要把吃大米的习惯改成吃小米杂粮，就很难忍受。三期学员刘大年回忆:“饿了宁愿喝白水，也不接受面汤。”住窑洞更是头遭，十几个人住一孔窑洞，睡觉、吃饭、学习讨论都在里面。“四体不勤”的知识分子到延安来，艰苦的生活和劳动是第一课，这课程为抗大的学员们如何与劳动人民结合，担负一定的责任打下了基础。所以尽管条件艰苦，但大家精神饱满，“驻地的抗日歌声彼落此起，洋洋乎盈耳”。
在女学员中，江青是引人注目的。“按照条件，她应该进陕北公学，因为并没有过硬的党组织介绍。但是照顾她是上海来的电影明星，所以也和其他组织介绍来的青年一起进了抗大。毛泽东从前没有注意她，直到她在中央大礼堂演出《打渔杀家》的萧桂英后才知道她。”米世同说。当时城内的另一座教堂被改为中央大礼堂，江青的演出使她迅速出名。其时，贺子珍已经到苏联养病，江青从7月中旬起，经常到毛的住所来请教问题。
8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和组织部完成了对江青的历史调查，这个来自上海的电影明星的经历被查得一清二楚，不仅包括她的革命历程，还包括她曾经的爱情与婚姻。调查结束后，张闻天代表党组织找毛泽东谈话，并且把结论给他看，并不赞成他与江青交往，毛当时勃然大怒。
康生早年认识江青，他代表社会部给江青一份书面证明:“她历史上清白，*上无问题。”毛泽东将康生的书面证明交给中共中央办公厅，然后上交书记处，从此，他们的往来没有受到干涉。9月29日，正是毛泽东与江青热恋期中的一天，这时距他们结婚仅一个月。
1942年来到延安的彼得·弗拉基米洛夫看到的江青已经是毛泽东的私人秘书，掌管毛的一切机要通讯，了解他的一切计划。“她总是那么健谈、和蔼。”身材苗条、有双“黑而机灵”的眼睛的她给彼得的印象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这是她突出的特点。她清楚一切障碍，盯着社会的显要地位顽强地往上爬。
等11月初，毛泽东和江青住在一起，“请大家抽烟吃糖，成仿吾也是他们的客人。他回延安时告诉我这件事。”米世同说。由于当时没有结婚登记这么回事情，所以毛泽东与江青的结婚日期就此湮没不可记，“她待他非常温柔，想方设法讨他的欢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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