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矮人掀巨浪——神秘的弗洛勒斯人改写进化史<%=id%>

　　随后，研究人员又发现了6具类似的古人遗骨，这6具骸骨的碎片可追溯到1.2万至9.5万年前。研究人员认为，弗洛勒斯人80万年前定居于此。由于孤岛资源缺乏，加上动物难以长途觅食，对体型细小的动物较有利，于是居于孤岛的弗洛勒斯人就倾向于进化成矮小人，所以科学家推测，这是一个以前从未发现过的小型古人种。

　　在前天公布的由美国《科学》杂志评出的年度十大科技突破中，小矮人化石的发现名列第二。一些专家认为，这是过去50年间古人类学中最重要的一项发现，它改写了我们对人类进化的认识。

　　弗洛勒斯岛位于印度尼西亚东南部，是努沙登加拉群岛中部的一个大岛，面积约为我国台湾岛的一半。在这个美丽的岛屿上，最近古人类学家发现了弗洛勒斯人的化石，震惊全世界。这种身高不到1米的古人类是当地更早的直立人的真正后代，曾经存活到了距今1.8万年前，与我们现代人共同生活了一段很长的时期。这一发现再次证明了人类进化的复杂性，也说明在远东地区现代人是外来的入侵者，而非当地古人类进化的产物。

　　从人类遗传学到分子人类学

　　要说明弗洛勒斯人的进化地位，先得从进化论的基本法则谈起。

　　进化论告诉我们，融合是违反进化的基本法则的，多起源说所谓不同人种发展成同一个人种是很不合理的。但进化论本身只是一种理论思辨，它有一定的事实基础，也带有一定的主观性，分子人类学的研究和分析则是完全客观和实证的，没有古人类学和考古学研究中难以避免的类型比较的主观性。通过形态的比较来确定化石和化石之间是否有联系，多少有些冒险，比如一老一少长得相像，我们不能就此推断出他们是父子，但做一下DNA检测结果就一目了然了。分子人类学研究发现，现代人是从单一的古人种发展而来的，而不是各地不同的直立人的后代。问题是分子人类学复杂的专业理论使大众甚至很多学者难以理解。

　　首先要说明的是，分子人类学完全不同于传统的分子遗传学，它是在遗传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个新兴学科。它根据对各种人类学问题研究的需要，选用分子遗传学和生物统计学的工具。分子遗传学也尝试过分析人群之间的关系，甚至计算过人群发生的年代，但是因为没有正确的理论模型的支持，这些研究的结论是经不起推敲的，其中的相关参数和数学模型现在看来漏洞百出。

　　在研究人群进化方面，分子人类学与分子遗传学最大的差别在于对遗传材料的选取。在分子遗传学研究中，什么样的基因、什么样的DNA序列都可以拿来用，抓到篮里就是菜，而分子人类学对遗传材料则有严格的要求。

　　首先，不能是基因。读者可能会大吃一惊，遗传材料不就是基因吗？其实，在我们的基因组里，真正有功能的基因只占很小一部分，大部分是“没有功能”的、可以随机突变的DNA序列。分子人类学研究进化的材料要求排除功能基因，选用那些随机突变的DNA序列。为什么不能选择功能基因呢？因为我们研究的是人类进化的历史，换句话说就是研究时间。时间等于距离除以速度。在随机突变的DNA序列中，我们可以获得一个比较稳定的突变速度。这个突变速度是考虑随机丢失的机制而作了矫正的。

　　也就是说，我们既考虑了突变产生的速度，也考虑了突变在群体中丢失的速度和突变扩散的速度。除此之外，其他因素几乎可以忽略。这个综合的突变速度是稳定的、匀速的。而在功能基因中，突变速度就很复杂了。功能的变化受到自然选择的压力，功能基因会随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它的突变淘汰速度是不恒定的，这就使得整个突变速度不稳定，我们无法获得一个比较确定的数值。 

同样，无功能的DNA序列中，由于突变的随机发生，距离总是随着群体分化的年代而不断拉大。我们也通过群体消散和融合等因素加以矫正。这样得到的距离也是客观的。但功能基因则不然。因为功能受环境的选择，在特定的环境中有些功能必须保持，这样，群体分化的年代再久远，遗传距离也不一定发生变化。相反，如果两个关系较近的群体到了不同的地 
区，在不同的环境作用下，有的基因中遗传距离会变得异常地大。所以功能基因中的遗传距离是不客观的。

　　不知道距离也不知道速度，时间就不可能计算出来，所以我们不能用功能基因来分析人类进化的历史。以前遗传学家计算出来的进化速度往往相差悬殊，不同基因做出来的结果会有天壤之别。原因就在这里——他们从一开始就错了。

　　分子人类学中的时间、速度和距离

　　在人类学的各个领域中，科学家已经达成这样的共识：只有分析那些无功能的材料，才能判断客观距离。比如，在文化人类学中，学者会分析那些装饰性的纹饰。纹饰图案可有可无，没有具体的功用。正因为此，它们的变化也是随机的，它们的差异相对客观地体现了人群文化的分离年代和相对关系。而那些功能性的器物，受到其功用的限制，不可能有很大的变化，即便看到两个群体相似的器物，我们也不能判断是否真的有关。在语言人类学中也是这样，那些体现人类共性的语言现象，不能用以判断群体关系。比如几乎所有的语言都用相似的声音来称呼爸爸妈妈，这些音是人类最容易发出的，我们就不能据此来判断语言之间的关系。相反，绝大部分词的音义关系是任意的(随机的)，它们的对应和差异才能体现群体距离。一些貌似多余的形态变化，更能够说明语言之间的相关性。分子人类学作为人类学的一个分支，其理论基础与其它人类学的分支是基本相通的。

　　其次，分子人类学要求遗传材料必须不重组。所谓重组，通俗地说就是来自父方和来自母方的遗传材料发生融合交换，混杂以后再传给下一代。换句话说，同样的组合方式可能来自不同的个体间结合，一旦用这样的材料进行分析，其结果必然是一团乱麻，也就无法判断真实的群体间距离。不重组的材料只来自父方或者只来自母方，不会使不同时期不同路径的突变混杂在一起，我们看到的突变就只能是一步步积累的，据此判断的距离才是客观真实的。目前用于研究的不重组的遗传材料有母系遗传的线粒体DNA和父系遗传的Y染色体非重组区DNA。尽管已经发现线粒体DNA在很偶然的情况下也会发生重组，但不会太多影响对线粒体DNA的利用。Y染色体非重组区是目前最好的人类进化研究材料，兼有不重组、无功能和突变丰富等优点。

　　分子人类学研究通过对线粒体DNA和Y染色体非重组区DNA的研究，得出现代人之间的最大分化年代是大约25万年，非洲之外的人群最大差异在10万年左右。非洲之外的现代人都不可能是当地早期人种演化的结果，而是从非洲走出的，他们替代了各个地区的早期人种。对古代人种遗骸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比如欧洲的早期智人——尼安德特人，分子人类学的分析发现他们与现代人的差距有30万年以上，但在1万年前还和现代人共存，因此不可能是现代人的祖先。现在，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了东亚，弗洛勒斯人也曾与现代人共存，如果他们的DNA数据出来，一定比尼安德特人和现代人之间的差距更大。东亚直立人的化石再多，也不可能是我们黄皮肤人的祖先。东亚的古人类学界必须重新评价他们手中的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