尉迟寺聚落遗址<%=id%>

    遗址总面积约10万平方米，在中心部位约5万平方米的范围内，是一个中间高四周低的崮堆状堆积，六十年代以前，在崮堆之上曾座落有气势辉煌的大寺庙，相传唐代大将军尉迟敬德当年在此屯兵打仗，军纪严明，并连连胜战，人们为纪念尉迟将军而修庙供奉，因此，“尉迟寺”由此而得名。如今，这座宏伟的寺庙建筑已荡然无存，仅剩下几块柱础石作为历史的唯一见证。七十年代中期，由于当地农民烧砖取土，使崮堆周边地带的文化遗迹遭到破坏，当地文物部门发现后，才使遗址得到了应有的保护。

    198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成立安徽工作队，首先致力于黄淮地区的考古调查与研究，在淮河以北地区调查的六十余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认为尉迟寺遗址的规模大、地层堆积厚，并以大汶口文化为主要堆积层，另有少部分龙山文化的遗存。这对研究黄淮地区原始文化的性质和当时社会发展状况，非常有发掘和研究价值。随后进行了勘察、钻探、试掘和大规模发掘。从1989年秋季至1995年春季连续进行了七个年头九个季度的大面积揭露，获得了大汶口文化前所未有的科研成果。作为第一阶段的发掘资料《蒙城尉迟寺—皖北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存的发掘与研究》已于2001年10月出版。从2002年春季开始又进行了第二阶段的发掘，到目前为止，尉迟寺遗址已进行了十二次发掘，第二阶段的发掘工作正在进行。

    十几年来，尉迟寺遗址的发掘工作主要在遗址的中心部位，根据揭露的迹象来看，该遗址是以红烧土排房和围壕为一体的大型聚落遗存，遗存的规模、聚落的完整、建筑上的特点，在我国新石器时代大汶口文化阶段均属罕见，主要表现为：

1、  尉迟寺遗址的发掘，是我国史前聚落考古的一项重大突破。

2、  尉迟寺遗址的考古资料，弥补了大汶口文化半个世纪以来不见完整聚落的空白。

3、  确立了大汶口文化一个新的地方类型—尉迟寺类型。

    围壕之内大型红烧土排房的出土轰动学术界，从此，“中国原始第一村”落户蒙城。尉迟寺遗址成为1994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同时，发掘工作也获得了94、95年度优秀工地三等奖。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中国文物报》等，不断对发掘成果进行报道。2002年10月7日，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对尉迟寺遗址进行了现场直播——《直播原始村》。安徽电视台、福建电视台、浙江电视台、香港凤凰卫视台等，也为遗址作了《中国原始第一村》的专题报道。

    研究证明，尉迟寺遗址在聚落考古方面，取得了与墓葬无法替代的重要资料。古建专家把尉迟寺聚落遗址视为“宝地”，感叹“可与金矿媲美”。

    199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蒙城县委、县政府在北京召开了“尉迟寺遗址考古座谈会”，在京的考古界专家对尉迟寺遗址取得的成果和在学术上的重要意义，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和充分的肯定。事实证明，尉迟寺聚落遗址其规模完全可以用“宏大”二字来形容，主要表现为：

  一、大型围壕　　在遗址中心大约5万平方米的范围内，有一个南北跨度240米、东西跨度220米、宽25-30米、深4.5米的大型围壕环绕，该围壕系人工挖治而成，是尉迟寺遗址最早的遗迹之一，也是尉迟寺遗址大汶口文化遗存中主要的收获之一，它在当时主要起到防御的功能。这也是我国新石器时代遗址中目前所发现的最大的围壕遗迹。

  二、红烧土排房与广场　　 

１、排房　　围壕之内分布着许多成排成组的红烧土建筑，这是尉迟寺遗址大汶口文化的重要发现，也是尉迟寺遗址最早的遗迹之一。到目前为止，共揭露出红烧土排房17排（组）76间。房子多呈东南—西北向布局，门向南，个别为东北—西南向，门朝东或朝西。其建筑方式均经过了挖槽、立柱、抹泥、烧烤等几道工序，最后形成一个既防潮又保温的居住空间。每排房子都有大间和小间组成，说明房子具有居住和储藏的不同功能，这充分体现了我们的祖先在建筑上的高超技术，也反映了个体家庭的牢固确立。房子的布局是两间和两间以上的房址为一排组，形成以排房为特点的多排建筑格局，每组房子的主墙都是共用的，中间用隔墙分开形成独立的一间，目前尚未发现单间或套间建筑。

每间房子的面积大小不等，以大间房子为多，面积在10—30平方米之间，其中12—15平方米的房子最多，超过20平方米的较少；小间的面积一般在4—5平方米，往往与大间连成一排，作为大间的附属建筑，从而形成一个浑然一体的格局。在清理的房基中，大间房子均设两门，小间房子设一门，显然经过了统一的设计与规划。

在大间房子中，都有一个一米见方的灶台，灶台高出居住面２—３厘米，与居住面连为一体。有的灶台与后墙相接，前面有两个立柱，直通房顶；有的灶台与后墙分开，四角立有立柱，还有的在立柱之间加工出一道矮墙，作为挡火墙，灶台即是人们烧火做饭的地方。

主墙和隔墙一般厚50公分，在墙体内均有间距大致相等的木柱痕迹，这是在建房时为加固墙体而立的木柱，形成所谓的木骨泥墙，面积大的还在房间内立有壁柱，以加强对房顶的支撑作用。居住面光滑平整，与墙体浑然一体，有的在内墙面抹有白灰面和红色涂料，说明已经注重了对房子的室内装修。门道的宽度一般为50—60厘米，门两侧嵌有木质门框，门道下缘内侧铺有长方形条状木质门槛，门槛外侧用细泥抹出一斜坡状护坡，最后与房子一起经过火的烧烤。

在有灶台的房间内，都有数量较多的陶质生活用具和石质生产工具，有的一间房内有80余件。从房内的布局来看，已明确了居住和储藏等功能上的区分。

２、广场　　在每排房子的前面，都有面积不等的活动广场，一般为数十平方米，保存最好的为230平方米，这种广场为人工用红烧土粒铺垫而成，厚度为2—3厘米，这是每个家庭经常活动的空间。2002年春季发掘中，在遗址中心的南部，在一排四间一组的房址前面，发现了总面积为1300多平方米的大型活动广场。广场也是人工用小红烧土粒铺垫而成，厚度为10公分，表面坚硬、光滑、平整，呈圆形分布，是氏族成员集体活动的公共场所。更重要的是，在广场中心，有一处直径为4米的火烧痕迹，由于经常烧火的缘故，已使原红烧土面变成了灰褐色。这应是氏族成员当时经常在此举行篝火晚会或进行祭祀活动而留下的迹象。

同时，在广场东侧的地层中，出土了一件十分罕见的鸟形“神器”，它对深入探讨大汶口文化的性质，全面研究尉迟寺史前聚落遗址在当时的地位，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如此大型的用红烧土铺垫的活动广场鸟形“神器”，在尉迟寺遗址还是第一次发现，同时，在其他地区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也是非常罕见的。所以，成排成组的红烧土建筑和大型的活动广场以及鸟形“神器”，不但体现了尉迟寺聚落遗存的主要特征，而且也烘托出了尉迟寺聚落遗址在当时具有一级聚落的规模。

  三、墓葬　　是晚于房址的一层遗迹，即在尉迟寺遗址，存在着大汶口文化两个时期的氏族部落。早期房址废弃以后，又一批大汶口人却把这里当成了氏族公共墓地，目前，清理墓葬300余座，其中，儿童墓占墓葬总数的80—90％。

墓葬的最大特点是，*墓均为竖穴土坑墓，呈东南—西北向，头向东，一般为130˚左右。儿童墓均为瓮棺葬，墓向、头向与*墓相同。瓮棺葬的葬具可分两种类型，一种是专为埋葬儿童而制作的大口尊与一般生活用具（盆、罐、鼎、器盖等）相扣组成一种形式；另一种是全为生活用具2—5件相套组成另一种形式。儿童瓮棺葬在大汶口文化其他遗址中十分罕见，因此，儿童瓮棺葬是尉迟寺类型的显著特点，反映了在皖北地区，在大汶口文化阶段，在意识形态领域，又确立了一个新的埋葬制度。

  四、出土器物　　作为物质文化中的陶器，除具有大汶口文化的一般特征外，地方类型十分明显，主要表现在陶器的陶质、陶色、器形、纹饰方面。

陶质可分为夹砂和泥质两大类，夹砂陶可占陶片总数的70％—90％，最下层出土的夹砂陶有羼和少量碎蚌壳的现象。一般说来，夹砂陶多用来制作壁厚体重的大型器物，泥质陶则用来制作一般的生活器具。

陶色以红褐色居多，器表常见烧制时氧化的灰黑色斑块，有少部分黑陶和白陶。

器形主要为日常生活中的实用器皿，器物主要是三足、平底器、带柄器和圈足器，圜底器少见，流行流口、把手、长颈、三足、附耳、带柄等。有代表性的陶器有鼎、豆、壶、鬶、甗、器盖、罐、长颈壶、短颈壶、高柄杯、尊、碗、盆、钵、缸、甑、筒形杯等，另外，器形较大的大口尊主要作为儿童瓮棺葬的主葬具出现在墓葬，在生活器具中不曾见到。

纹饰以篮纹为大宗，在整个陶器中占到80％—90%，其次有附加堆纹、绳纹、方格纹、刻划纹、镂孔、弦纹等，素面陶一般经过磨光。

    另外，刻划符号是尉迟寺遗址大汶口文化的重要发现，主要发现在大口尊的腹上部。器物的底纹是浅细篮纹，符号是在底纹施好后刻上的，符号由几个独立的单线闭合图案组成，类似于“日”、“月”、“山”的符号发现多件，有的在图案之上施加红彩。该类刻划符号与山东凌阳河大汶口文化遗存发现的完全相同或基本相同，说明在大汶口文化分布区内具有相同的文化因素。

    龙山文化在尉迟寺遗址仅存残迹，只发现有少部分墓葬和已经废弃的红烧土建筑，从残存的迹象和出土器物来看，龙山文化直接由大汶口文化发展而来，代表皖北地区新石器文化最后一个发展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