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冈筑堡与古寺衰微

，我们发现：嘉靖云冈堡的前身是一座叫作“石佛寺”的废弃旧堡。当时旧堡已经“累年风雨推坏”，新筑工程“随其规模”，是依照原样进行的重建。整个工程，历时七年。从此，才有了“云冈堡”之称，云冈石窟也因此定名。

    云冈二堡，目前上堡基本完整，下堡几近湮灭。为我们提供其整体形制信息的，是一幅老照片，那是１９３９年秋日本人拍摄的航空照，刊登于长广敏雄《云冈日记》。依据照片记录和对现存遗迹的测量，我们绘制了下面的“云冈堡图”。

    图中，连接上下两堡的夹墙，属于万历筑堡工程的附属设施，目的是屏护上下山之路的畅通，保证二堡间的相互联系与援助。今天，山上的夹墙犹存，山下的夹墙与堡墙，只剩下了东南角部分，呈“   ”型。其中，南北向的土墙，是嘉靖堡东墙的南半段，实地测量，残存４９米。墙体分为两重，外层（东侧）斜压内层（西侧），土质混杂，夯筑疏松；内层的土质纯净，夯体坚硬。这一现象表明，被包压的夯土比包压它的土层更古老。就是说，嘉靖堡墙内包裹着石佛寺堡墙。

    石佛寺堡之筑，诸书没有记载。其最早记录，见于明成化十年（１４７４年）成书的《山西通志》。卷３《关塞》曰：“石佛寺口，在大同府城西三十里，左卫东一百十里，有墙堡。”卷４《驿递》：“大同行都司十三铺，俱三十里至。……西路七：石佛寺铺、高山站铺、左卫北门铺……”可见，石佛寺堡既是一个关口，同时也是铺递（驿站），驻有驿卒和守关之兵。此外，《明宪宗实录》卷２４５记成化十九年（１４８３年）秋，镇朔大将军朱永奏：“大同东西延袤千里平漫，居民星散，无险可守，宜及此闲暇修治边墙，及增筑野口、宣宁、四方涧、石佛寺六堡。虏至，驱人畜入其中，既可以自固，亦可以伏兵。”所谓“增筑”，是指对旧堡的增高增厚夯筑，说明当时石佛寺堡的堡墙比较低矮，不足以固守。上述史料显示，石佛寺堡早于云冈堡近一个世纪已经存在。

    按照明清方志的惯例，对本朝的建筑工程，一般都有记载。石佛寺堡周长约五百米，工程规模不能说小，而成化距有明开国适才百年，对此仅言“有墙堡”，不讲建于何时；且当时已经破弊，需要增筑。显然表明，那不是明代的建筑物。《明神宗实录》卷２２中，载有万历二年兵部的一道回复，讲：“修理大同沿边墙堡，限以五年报完。……但向来所筑边墙，俱欠坚固。”文中“向来”二字，有些含糊，却用意明显，表达了兵部对大同边墙屡修屡坏的不满。由此透露出明代大同筑墙工程的缺陷与特征。据此可以判定：云冈下堡残存的石佛寺堡旧墙，建筑于明朝以前。另据曹衍《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天会九年（１１３１），“元帅府以河流近寺，恐致侵啮，委烟火司差夫三千人，改拨河道。”改拨后的河道，就是今天的十里河云冈段。其故道在石窟前二十五米以南（经１９９３年发掘证实），石佛寺堡正好坐落其上。由此断定，该堡的筑立时间，是在金初南移河道之后。

    《辽史》卷４８《百官志四》曰：“不能州者谓之军，不能县者谓之城，不能城者谓之堡。”堡是最小一级的城镇建制，具有军事防御性质。检阅《金史》、《元史》，金代的城堡建设较多，特别是中后期，来自蒙古高原的压力越来越大，在西京北境设立了两路招讨司。《金史》卷４４《兵志》曰：“西北路者置于（应）桓州，西南路者置于（桓）丰州，以重臣知兵者为使，列城堡濠墙，戍守为永制。”桓州，在今内蒙古正蓝旗；丰州，在今呼和浩特东。大致在金世宗大定年间（１１６１～１１８９年），北边一线初步构筑起城堡、濠墙等防御体系。章宗即位（１１９０～１２０８年）以后，北疆形势更趋紧张，进一步加强了边防建设。元代罕有城堡建设，蒙古人灭西夏、金源、南宋，建立统一的大元帝国，对外始终采用的是一种秋风扫落叶式的骑兵攻击战术。元朝统治者视山西为其腹里，往日的战略地位已失去意义，于是罢置西京，改设为大同路。所以，元代在大同城西建堡的可能性几乎为零。由此分析，石佛寺堡之筑，当在金朝防御蒙古南侵之时。

    五世纪末，武州山石窟寺达到鼎盛。不久，北魏灭亡，石窟寺被弃荒边陲。隋唐及其前后的五百年，云冈石窟的梵音唱晚之声，再没越过雁门山峦。直到辽兴宗重熙十八年（１０４９年），皇太后发愿重修大寺，一时间，十寺郁立，佛国复兴。怎奈，好景不长。“亡辽季世，盗贼群起，寺遭焚劫，灵岩栋宇，扫地无遗。皇统初，缁白命议，以为欲图修复，须仗当仁，乃请惠公法师住持。师既驻锡，即为化缘。富者乐施其财，贫者愿输其力，于是重修灵岩大阁九楹，门楼四所，香厨、客次之纲常住寺位，凡三十楹，轮奂一新。又创石垣五百余步，屋之以瓦二百余楹。皇统三年二月起工，六年七月落成，约费钱二千万。自是，山门气象，翕然复完矣。”曹衍《金碑》所谓“山门气象，翕然复完”者，实际上指的只是第３窟外的“灵岩大阁”及其附属建筑，一座寺院而已。

    从１１４７年曹衍撰《金碑》，至于明末近五百年，云冈石窟阒寂无闻。期间的历史，我们今天仅了解部分片段，大致线索有三：首先是军堡的建立。大约十二世纪末建立的石佛寺堡，其北墙距昙曜五窟仅三十余米，实际上等于侵占了石窟西区。这样，一方面说明当时云冈西部寺院已经久废，并无兴复；另一方面，戍守兵卒的入驻，军事形势的恶化，必然使原本衰微的石窟寺雪上加霜，日益萧条。进入明代，石佛寺废堡被当作关口、驿站使用。嘉靖重修云冈堡，石佛寺的香火人气仿佛有些回升。万历筑堡山顶，又增筑二堡间的夹墙，而下堡两翼向北的夹墙，一墙在第３１窟，一墙在无名窟旁，遂将整个石窟区域截为三段，彻底破坏了北魏以来依山凿窟、傍窟建寺的传统布局。从此，云冈的西半壁石窟沦为兵营、马厩。清代，则为贫寒村民的居址。

    第二是全真道的进入。十三世纪以后的历史，我在《全真道与云冈石窟》（载《中国文物报》２００４年１１月５日）一文中进行过考述。此录金末刘祁《归潜志》卷９的一则故事：“李氵解公渡因游圉城，会云中一僧，曰德超，谈及乡里名家刘、雷事。公渡留诗云：邂逅云中老阿师，里人许我话刘雷；略谈近日诸孙事，颇觉襄怀一笑开。”故事发生在金朝迁都汴梁（今河南开封）以后。圉城，在今河南杞县南；云中，是大同市的旧称；刘、雷，指大同府的两大儒学名门，刘祁即在诸孙之列。大同籍沙门德超，老年云游，反映的正是《至元辩伪录》所载：蒙古大举“兵火已来，精刹名蓝率例摧坏”；西京地区佛寺，“兵火之后，无僧看守”的这种僧人逃遁的情状。于是乎，全真道士住进了云冈石窟。随后，在云冈东部留下了“碧霞洞”、“云深处”、“山水有清音”等遗址。

    第三是佛僧的再起炉灶。忽必烈至元年间（１２６４～１２９４年），西京大华严寺慧明大师僧徒，重新收复了石佛寺。大约当时因无力修复灵岩大阁，于是佛寺改以第５、６窟为中心，而“石窟寺”亦改名为“石佛寺”。从此，云冈变作山野小寺，庄严气象淡矣。这样的惨淡景象，大约元末《析津志》作者熊梦祥来云冈录取《金碑》时，清康熙初江南名士朱彝尊客游大同时，都曾感慨。以至竹坨先生《云冈石佛记》，开宗明义曰：“云冈之寺有十，建自拓跋氏，今之存者，特其一耳。”

    明清云冈，是和尚与道士相邻为伴、和平共处的岁月。洪武“二十七年正月，命礼部榜示天下僧寺、道观。……其一、二人于崇山深谷修禅及学全真者听，三、四人勿许，仍毋得创庵堂。”（《日知录之余》卷３《禁僧》）。这样的诏令，奠定了云冈寂寞的基调。不过，在云冈东部，很可能道教的余温还曾持续了一段时间。我们翻阅云冈诗文，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明代大同文人题咏的“云中八景”中，以“石窟寒泉”为一景，描写的是云冈第２窟“寒泉洞”的景致，追求的依然是道家闲云野鹤式的逍遥；到清代，“石窟寒泉”退出了“云中八景”，取而代之的是“云冈佛阁”和“石窟摩云”，描写的是顺治年间宣大总督佟养量所修的第５、６窟阁楼的风景。明清两朝官宦文人，对云冈审美时尚的这一变化，根源来自于现实，是石窟寺历史的折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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