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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间保留了较多的木头堆积，还有少量木器，部分木头上可见简单加工的痕迹。在木头堆积中间，可见不少芦苇秆，并发现了数片应为苇席类的编织物，龟甲也出土于附近。其后四周黄土逐渐垫高，中间低洼处则相应堆积多层十分疏松的黑色土层，因夹杂大量炭粒或草木灰而显黑色，并有一定量的陶片等遗物。每层黑土层之上常垫有一层厚薄不等的黄土，形成一个相对平整而硬实的活动面。
祭坛位于遗址的东部中间，叠压在早期淤泥层上。已全面揭露的祭坛属最晚期，平面近圆形，顶部已被破坏，长径约５．６、短径约４．７、底径约８、现存高度约１米。在祭坛北侧的表面，发现３级略凸出而平缓的堆筑土，疑与台阶有关。从解剖的情况看，祭坛应经过了３次大的修建，每次修建前，在原先的坛体上都覆有一层范围较大、延伸至坛体外的地层。最早的坛较小，台面似圜形，其后不断在其外侧堆土而逐渐增高、增大。祭坛用的堆筑土十分讲究，最早是用灰白色土（与遗址底部的淤土相似）和少量浅红色粉沙土堆筑，第２次系用十分纯净的浅-和浅红色粉沙土相间堆筑，第３次是用-夹锈斑土堆筑。在祭坛的西南侧和东北侧最晚时期的堆筑土中，还发现每堆筑一至数层后在表面有火烧后残留的面积较小的夹炭层。
在祭坛的南、西南、西面，发现了３处红烧土堆积，其中２处有少量柱洞，应属简易房屋建筑。它们半绕着祭坛，其与祭坛之间的空地上，相对密集地分布着数十块大小不一的石块。
大型房址Ｆ２位于遗址的西半部，是遗址上最早的遗迹。Ｆ２呈弧形，已揭露出的一段弧长约３０、宽约３米，至少可以分６间，每间的面积不等，其间均有基槽连接，应属排房类。在房内发现３处烧结面，当为灶。Ｆ２系在-生土面上先铺垫一层较薄的黄土后，再采用先挖基槽、后埋柱子方法建筑而成。初步分析该房址似经过了２次修建，第一次似未挖基槽，而是以柱为主体，其后在原房址附近再挖基槽重新修建。
出土的遗物数量不多，陶片的数量非常少，小件陶器只有个别的纺轮、拍、垫，可复原的器形有鬲、豆、罐、盉、等。其中盉的把手呈卷尾状，尾部上翘，部分尾端饰成鸟形，是皖西一带的典型器形。石器只有极少量的残镰、残刀等，另有一件形制完整的石范，为２片合范，范上的铸口、捆扎凹口均保存完好。铜器及残铜片发现了近２０件，器形有斧、凿、镞、刀等。此外，还发现了一件木槌形器，保存较为完好。芦苇席残片发现较多，出土时编织形状十分清晰。另外还有少量竹子、一片龟腹甲，龟甲已严重炭化。
戴家院遗址的年代大体为西周时期，早期可能早到西周的早中期，晚期应属西周晚期。祭坛是本次发掘最主要的发现之一，这种平地起建、堆筑讲究的形式较为罕见，年代应在西周中晚期，延续时间较长。分间清晰、体量较大的弧形排房也颇有特点，年代约为西周早中期。从遗址发掘的情况看，它与以往安徽发掘的１０余处同类型遗址明显不同：一是陶片出土数量大大少于其他遗址，而铜器出土数量则明显多于其他遗址；二是出土的木、竹和其他植物遗存少于其他遗址；三是未发现与祭坛同时期的可作普通居住用的房屋建筑。因此，该遗址在功能上可能与其他遗址并不相同。为了解祭坛的功用，考古工作者还在不同的农历节气日（大寒、冬至等）对遗址东南方向复览山上的日出方位进行了观测。在发掘过程中和发掘结束后，在附近几公里范围内进行了一次调查，了解到在其周围还有至少４处以上同时代、同类型的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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