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火塘的地方,用树枝一拨,就会发现土层下的草木灰。
在发掘现场,有一块当时的东川市在1994年立的“东川市文物保护单位,玉碑地新石器时代遗址”的碑,在背面的介绍上写有:“玉碑地新石器时代遗址,面积约1万平方米,文化堆积分两层,其间中断迹,表明曾经有两个不同时期的先民再次居住。”现今的发掘面积仅有约100平方米,还不到遗址的1%。
董桂芳也记不得自己的祖辈是何时来到玉碑地这个地方,只记得故老相传的传说。在传说中,玉碑地曾经有一个较大的寨子,规模和人口都比现在的村子要大得多,是苗族的聚居地。到后来,随着汉族的移民,这些苗族人逐渐被排挤出自己的土地。虽然此地早已没有苗族人居住,但至今,在距离发掘现场约1公里的地方还有个叫苗子箐的地方。
发掘:二十三年的等待
在东川区文管所,通过所长宋喜力的介绍,了解到了这块遗址的前世今生。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有村民在建房时曾发现过新朝王莽时期的“大布黄千”币(因其形状为铲形,中间有叉口,故民间俗称“裤裆钱”)和陶纺轮等文物。在1982年,全省第一次文物普查中,经省专家勘测,取炭化标本到昆明,用碳14检测,确定为距今3000+-200年的新石器时期遗址。1994年,被当时的东川市政府确定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但由于当时的东川市相关的经费紧张,文管所缺少发掘经费,没能进行发掘,直到1999年新区划确立后,由东川区文管所向昆明市文化局提出发掘申请,经批准,拨了6万元用于发掘。但由于东川市文管所人员较少,事务较多,直到2004年11月,才得到省文物局关于发掘的批复,同意他们发掘100平方米的遗址。在得到批文当月,昆明市博物馆和东川区文管所的考古人员就进行了第一次前期勘探,到2005年10月再次勘探后,正式报告省文物管理局。直到2005年12月26日,在经历了整整23年的等待之后,考古人员才挖下了发掘玉碑地新石器时期人居遗址的第一铲土。
从2005年12月26日开始发掘到2006年4月1日进入尾声,发掘工作一直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昆明市和东川去的考古专家和考古人员都废寝忘食地工作着。据一位东川区文管所的工作人员介绍,除了新年,他们几乎是没日没夜地在现场进行发掘,没有周末和休息日的说法。往往是每天回到家,和家人说不上两句话就倒头呼呼大睡,第二天还没有醒来,妻子和孩子就已经离开他,上班的上班,上学的上学,根本没有和家人好好聊天的时间。但是,当看到一件件的文物出土,他们又觉得,这一切都不是白白的付出。
专家:这里属于滇池文化圈
在东川区文管所,记者见到了部分从玉碑地遗址挖掘出的文物及图片,大量的文物还保存在玉碑地挖掘现场附近。在这些文物中,有石刀、石网坠、陶纺轮、陶罐、陶盏、青铜镞、青铜铃和铁削,绝大多数金属器具都是小件物品,没有发掘出大件的青铜器。
其中的陶盏、青铜镞和铁削最引人注目。陶盏是当时先民使用的酒器,盏口约有有现在的小碗大,在陶盏外壁,有5个做装饰用的乳钉均匀地分布在周围,陶盏底部有叶脉纹,显得相当精美。青铜镞约有2.5厘米,由于年代的久远,上面布满了铜斑。铁削呈弧形、作小刀状,有5、6厘米长,是先民们用来削切物品的用具。除此以外,还有分布有精美三角纹饰的黑陶残片,让人惊异玉古人精巧的技艺。所发掘出的文物明显来自不同的时期,从石器到铁器都有,说明遗址是几个时期遗留下的结合体。
宋所长说,从发掘出的器物看,这里应该是属于滇池文化圈,和李家山等地的青铜器文化属于同一文化范围。从现场发掘的情况,专家们大致可以模拟出2000多年前先民们的活。
虽然现在玉碑地没有一条河流也没有湖泊,但在古代曾有一条称为碧谷江的河流从北向南流经玉碑地汇入金沙江,现在的公路的位置,当年被称作海子。而从发掘现场发现的石网坠和陶网坠也说明当时这里有以捕鱼为生的先民,同时还发掘出数千枚螺蛳壳,说明当时先民以螺蛳为食,从而映证了当地曾存在河流和海子的说法。此外,现场还发现了大量的猪、牛、羊、鸡等牲畜、家禽的骨骼,说明先民们的食物来源也相当丰富。此外,在现场还留有柱洞,由此可推测出先民们的住房为半地斜式杆栏房。通过这些推测分析、一幅先民们的生活图就展现在了眼前。
发掘还将继续
宋所长介绍说,经省文物局副局长张永康、省博物馆副馆长戴宗品、省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闵锐等7名专家、领导到现场勘测、鉴定,认为玉碑地人居遗址的准确年代称谓,应该是战国——汉代青铜器时代遗址,距今有两千多年,是我省历年来考古发掘工作中少见的保护完整、较好、较大的人类居住遗址,占地约2万平方米,较以往估计的1万平方米扩大了近一倍的面积。他们希望东川区政府加强对遗址的保护,规划建立人类居住遗址博物馆,在发掘工作完毕后,将直接申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目前,发掘工作虽然已经进入了尾声,但将在明年向国家文物局进行主动发掘申请,争取发掘出更多的文物和遗址。现有的遗址上,将不能再进行住房建设,以保护遗址,为将来进一步的发掘工作做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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