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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级台地上，分布面积约３万平方米，为一贝丘遗址。按遗址现存地貌和地表高程，可将其分为２区，北区为遗址顶部，其南缘以一条东西向的乡间小路（坎）为界与南区相连。南区较北区低约１．５米，实为现今沅水北岸顶部。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于１９９１、２００４年先后２次对其进行了主动发掘，共揭露面积５３０平方米。
去年３—９月，在怀化市铜湾水电站的基建工程中，再一次对高庙遗址进行了大规模的发掘。实际揭露面积１１４２．５平方米，主要发掘区域位于南区北缘和北区中部，为了解遗址布局的整体情况，另在北区北部做了探掘。
通过大面积发掘，获知遗址顶部主要为史前居民的住宅和茔地之所在，地层堆积厚度在１—１．５米，有３—１０个文化层。其周围则为斜坡，是贝丘堆积的主要场所，堆积厚度３．５—７米，最多达２７个堆积层。遗址的主体堆积——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保存甚好。它分为２部分，且各部分均包含了若干个地层，二者分属于不同的考古学文化，现暂称其上部地层堆积为“高庙上层文化遗存”，年代范围约为距今６３００—５３００年；下部地层堆积则已正式命名为“高庙文化”，年代范围约为距今７８００—６８００年。
此次高庙遗址的考古发掘主要获得以下重大发现和突破：
一、揭示了一处高庙文化晚期的大型祭祀场所。
该大型祭祀场所分布在遗址北区顶部的第８层面上，并延伸至北区南缘，已揭露的区域分布在２９个探方内，面积达７００多平方米，据祭祀坑布局的情况，估算其整个面积约１０００平方米。
整个祭祀遗迹由３部分组成：
Ａ、司仪（主祭）场所。其正面由４个主柱洞组成两两对称（中间二柱间距略宽，达２米），略呈八字状的“双阙”式建筑。柱洞均近方形，边长为０．８５—１、深１．１米。东、西两侧分别有１和２个直径约８０厘米的柱洞以立侧柱。主柱洞中部正前方１．２米处为一牲祭坑，坑内出土有经火烧过的牛、羊、鹿、龟和鱼等动物骨骼和大量螺壳。主祭场所面朝正南方的沅水。
Ｂ、祭祀坑。已发现３９个（其中之一为人祭坑），均位于司仪场所的南方，排列有一定的规律。祭祀坑大都为圆角方形、长方形或圆形，直径或长、宽约１、深０．８—１．２米，坑壁近直。坑内堆积状况基本一致，即上部均用较纯净的浅黄土夯筑，下部堆放的螺壳多经火烧，且大都另夹有一层火烧骨渣。
Ｃ、与祭祀场所相系的附属建筑——议事或休息的房子及其附设的窖穴。房子位于司仪场所西侧，面积约４０平方米，门朝东，为两室一厨的结构。窖穴分别位于厨房门外左（东）侧以及祭仪场所（西侧）右前方，内贮大量（或满坑）淡水螺。
该祭祀场所各遗迹中出土物的特征大致相近，其年代约为距今７０００年。
高庙文化晚期的规模如此之大的祭祀场所，其附设的司仪、牲祭、人祭、窖藏与议事会客场所俱全，这在我国南方同时期遗址中是极为罕见的。它生动地反映了当时居民宗教礼仪的真实状况，同时也表明其在当时很可能是一个区域性的宗教中心。
二、发现了距今约７８００年的饰凤鸟、兽面和八角星象图案的陶器
在此次出土的“高庙文化”遗存的部分陶器上，发现有比前２次发掘所见更为丰富的以凤鸟、獠牙兽和太阳纹、八角星纹为题材的图像，这些图像均用简单的戳印篦点连缀而成，且其中的部分图像被涂上朱红或黑色的矿物颜料，这些图像中的獠牙兽长有双羽，凤鸟载着太阳或八角星象，它们显系超自然的物像。参照该遗址中大型祭祀场所的发现，可确认这些饰有上述图像的陶器属于祭器的性质，它们在高庙文化的鼎盛期（大体在距今７４００—７１００年）最为发达，且其构图和制作技术皆显得相当娴熟。可喜的是，此次在该遗址的南区（第２２—２７层）发现了年代比之更早的高庙文化早期遗存，出土陶器上的凤鸟多为刻划的并列鸟头，兽面则为兽头的正面图像，八角星象则悬在天空，无论从它们的构图和制作技术都非常简单原始，其所处年代据此期遗存中陶器的基本特点，可初步判断为约距今７８００年。这些祭器出于年代如此古老的时期，为追溯我国史前宗教艺术的起源翻开了新的篇章。
三、出土了目前所见年代最早的白陶制品
白陶是中国史前制陶工艺中的杰出代表。过去在浙江桐乡罗家角遗址、陕西汉中盆地的龙岗寺遗址以及珠江三角洲等地的史前遗址中都出土过白陶，但年代大都在距今６０００年上下。洞庭湖区所出白陶的年代较各地要早，１９９０年在岳阳坟山堡遗址第３Ｂ层出土的白陶残片，其年代上限可能已接近距今７７００年。此次在高庙文化最早一期遗存中（出于遗址南区第２４层）新发现了精美的白陶罐片，其所处年代估计不晚于距今７８００年。白陶在整个高庙文化中较之于年代与之相当的洞庭湖区皂市下层文化要更为发达，现在看来，高庙文化所处的沅水中上游地区很可能是我国白陶的最初发源地。
四、揭示了高庙上层遗存中的部落首领夫妻并穴墓等一大批重要遗迹
这次在遗址中部除发现上文所述高庙文化晚期的大型祭祀场所及其附属设施外，还在遗址中部偏北部位发现高庙文化时期和高庙上层遗存的房址２０余座，均为挖洞立柱的排架式木构地面建筑，面积在１８—４０余平方米，二或三开间结构，门道多朝南。发现属上层遗存的墓葬３０余座。出土的墓葬分２类：一类为瓮棺葬，死者多为儿童，保存在瓮内的人骨皆作屈肢状。另一类为土坑竖穴墓，头多朝东，依其葬式又可分为仰身直肢与侧身屈肢２种：前者的年代相对较晚，骨架皆已朽蚀，一般都有数量不等的随葬品；后者的年代相对较早，大都保存有人骨架，没有或甚少随葬品。在这些墓葬中，有２个重要的墓例：
其一为由Ｍ２６、Ｍ２７构成的一组并穴墓，２座墓均开口于北区Ｔ０９０９第５层下，人骨皆朽，头均朝东。其中Ｍ２６位于南侧，在死者胸部出透明白玉璜２件、玉块１件，在其腰下近裆部位放有象（长）牙１件；Ｍ２７位于北侧，在死者胸部偏南侧出土玉钺和石刨形斧各一件。从２座墓所出随葬品的类别和二者墓穴所处的位置关系，可判断Ｍ２６为女性，Ｍ２７为男性。而从其随葬品的质地和品位知其在该墓地中处于显赫的地位，推测他们应是当时（高庙上层遗存）某一代部落首领的夫妻并穴合葬墓。
另一墓例为Ｍ６５，开口于北区Ｔ１１０７第６层下，处于上层遗存中较早的阶段，墓穴近方形，坑内有人骨架４具，均为屈肢。其中北侧２具头朝东，为壮年夫妇，最北侧的男性呈微侧身，右腿搭于其妻之股上，身高约１．８米，女性为仰身屈肢，身高在１．７米以上。南侧的２具则头朝西，骨骼均不如居于北侧者粗壮高大，部分骨骼有位移的迹象。此墓无任何随葬品，且死者４人系同穴合葬，推测其可能属于非正常死亡的情形。
五、发现了为建立本区域史前文化谱系的关键性材料
在前２次发掘的基础上，此次发掘找到了２批关键性的材料：其一是发现了高庙文化的早期遗存，进而揭示了该文化始初阶段的情况。并从其主要生产工具的特征（原料多来自附近河床，采用锤击法单面打击方式，以大型砍斫器和各种打击石片为主要器类）了解到该文化继承了本区域旧石器时代中晚期“水文化类群”遗存的技术传统，故对其文化的渊源关系已经明晰。其二是出土了高庙上层遗存中最晚的一批墓葬。其随葬器物的主要组合为黑陶簋、曲腹杯和壶形罐等，已明显属于大溪文化遗存，这样就可将其与１９８４年在此区域发掘的怀化高坎垅遗址屈家岭文化遗存涵接起来。那么，再将高庙遗址大部分遗存与年代介于二者之间的辰溪县松溪口上层，以及晚于屈家岭文化高坎垅类型的龙山时代诸遗存进行排列，本区域新石器时代文化的谱系及其相应的年代序列就基本清楚了。
此外，高庙遗址大部分地层中均出土了堆积如山的淡水螺、贝壳和鹿、猪、麂、牛、熊、象、貘（下层）以及犀牛等各种水、陆生动物骨骸数十种，非常直观地表达了当时人类获得食物的主要手段和来源，是以渔猎与采集为主的攫取式经济方式。其中的部分猪牙床经鉴定已属被驯养的家猪，表明当地在距今将近８０００年的时期已出现了动物的驯养业。（贺 刚）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局隆重庆祝《内蒙古自治区文物保护条例》颁布实施 去年１２月３０日上午，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局在呼和浩特隆重召开“学习贯彻《内蒙古自治区文物保护条例》座谈会”。出席会议的有自治区人大常委会、自治区政协、自治区政府、自治区公安厅、检察院、法院、内蒙古军区、内蒙古大学、内蒙古师范大学、财政厅、环保局、发改委、民委以及自治区文物考古专家组和新闻媒体共６０余人，与会同志一致认为：１２月１日由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修订颁布的《内蒙古自治区文物保护条例》，是一部具有地方民族特色和时代特点的重要地方性法规，一定要认真学习和宣传贯彻实行。内蒙古是我国重要的文物大区，保护文物是建设民族文化大区的重要任务，各行各业和广大群众都要认真学习贯彻文物保护条例，在生产建设城市改造、旅游环保教育等方面，要以高度的责任感重视文物保护。内蒙古海关、公安厅等部门的同志建议今后应当从公安、海关部门选拔优秀人才进行培养，以开展文物鉴定工作。自治区文物局要求全区各级文物部门认真学习宣传贯彻《文物保护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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