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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Ｍ４９为例。墓道位于墓室南部，长斜坡状，坡度２０°，墓道上口被破坏，口距地表０．６、残存墓道长约１５．５、宽１．５６—１．６、底距地表５．４米。４个过洞位于墓道北端，底部呈斜坡，由南向北长度分别为３、１．５、１．６８、１．６米，宽度分别为１．２８、１．２、１．１４、１．２８米。过洞连接处两侧均突出扉棱，４个过洞高分别为２．０４、２．２６、２．０２、１．８米。中间两过洞东西两侧壁各有一壁龛，共计４个，大小近似。龛底低于过洞底面０．７４—１．２８米，平面呈“凸”字形。龛口拱顶，口宽０．７、进深０．３、高０．５５—０．６米；龛内宽１．２、进深１．２、高０．６—０．６９米。龛内及龛口皆以白灰涂壁，龛口并以红色勾框，龛内随葬大量器物，皆陶器、陶俑、马、骆驼、猪、狗、羊、鸡等。天井３个，位于过洞上方，长方形竖穴式，天井上口长分别为０．９６、１．３、１．４米，宽分别为０．８、０．８４、０．９６米，深５．７—７．８米。甬道位于过洞北端，平面呈长方形，长２．４８、宽１．２８、高２．１米，砖券拱顶已坍塌，长方形砖平铺地，大部缺失，墓志即发现于甬道中部。
墓室位于甬道北端，为明坑砖券穹隆顶，顶部坍塌。明坑平面方形，口大底小，口距地表０．６、上口边长６．２、底边长５．２、底距地表８．４米。坑西北角有对应上下脚窝。墓室东、北、西壁砖仅存底部３层，南侧壁砖保存较完整，平侧交错叠砌。墓室方形，转角略抹，长、宽均为３．７３、残高２．３９米。墓室南壁拱门与甬道相通，高２．３米。
 
由于两墓均遭多次盗掘，墓室内几乎无随葬品。Ｍ４９仅出土一合墓志，盖顶部中央阴刻“大唐安国相王故孺人清河崔氏”墓志铭。Ｍ５０出土残墓志盖１、石翁仲２、瓷盏１、瓷碗２、铜泡钉数枚，其中墓志盖残片经拼接仍可辨“大唐安国相王故孺人晋昌唐氏”墓志铭。在两墓的壁龛内出土了３５０余件泥质红陶俑，火候较低。其中风帽俑、侍女俑、男仆俑等人物俑２６０余件，高约０．２５米；猪、狗、骆驼、羊、马等动物俑约９０余件，皆明器。
从发掘情况看，２座墓葬在埋葬时均满施壁画，由于后期破坏严重，加之当地土质原因，壁画保存情况极差。从残存壁画看，两墓壁画内容大体一致，均为“出行图”。墓道东西两侧左青龙、右白虎起始，其后人物、马匹、骆驼等等。Ｍ４９壁画共残留有人物３８个，马４匹，骆驼２匹，青龙１条，白虎１只。青龙长５米有余，口吐长信，爪踏祥云之上，呈凌空欲飞之势；人物形态各异，均与真人大小相似。Ｍ５０壁画残留有人物１４个，马、骆驼各２匹，青龙、白虎各一，其中墓道北段两侧一组人物保存完好，东侧一人着红袍，手执弯弓，背箭壶，壶中有箭；身上还斜挎一猎物雕，雕臂张开。过洞两侧绘有２个门神，面目狰狞，均背３尺长剑，一手握剑柄，一手持剑鞘，呈拔剑出鞘状。
２座墓墓主人身份从出土墓志看，均为“大唐安国相王孺人”。“安国相王”是唐睿宗（７１０—７１３在位）７０５—７１０年的封号。关于唐氏，墓志记载比较明确。唐氏祖父唐剑，《新唐书》、《旧唐书》均有传。唐氏１５岁入宫，死于长寿二年（６９３），年仅３１岁，葬于神龙二年（７０６）。崔氏墓墓志无存，其生平及下葬年代不详，但从墓志盖“大唐安国相王故孺人清河崔氏”墓志铭分析，其埋葬年代应在７０５—７１０年之间。从随葬器物特征来看，崔氏墓出土陶俑与唐氏墓出土陶俑如出一辙，其时代也应相当。
唐氏、崔氏虽为安国相王孺人，但其背后却有一个显赫的家族。唐氏自不待言，清河崔氏更是魏晋以来的士家大族，直到唐前期仍然是关东豪族的代表。作为皇族的成员，唐氏、崔氏的墓葬形制也都体现出了她们的身份。唐氏墓有３天井４壁龛，崔氏墓有５天井４壁龛，两墓的总长都超过３０米，另外，两墓内均满施壁画，壁画虽遭后期破坏，但从其残存仍可看出其画面庞大、人物众多、内容丰富、艺术高超，代表了唐代壁画的较高水平；再者，两墓虽遭多次盗扰，仍清理出了数量众多、品种丰富的随葬品，特别是出土了大量的陶俑，这些陶俑神态各异、造型生动形象，体现了当时工匠的高超技艺。因此可以说这两墓的发掘对研究唐代的物质文化、社会生活、-制度和艺术发展等都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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