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浸铜要略》利国利民
北宋哲宗绍圣元年（1094年），69岁的张潜让二儿子张甲管理家政，自己开始整理多年的探索与实践经验，着手写《浸铜要略》以传世。宋哲宗绍圣五年（1098年），这部开世界湿法冶金先河的著作在这位博览群书的种田老人手中诞生了。
在《浸铜要略》里，张潜总结出了从浸铜方式、取铜方法、到浸铜时间的控制等一套完整的湿法炼铜生产工艺流程。这一技术的问世，改变了火法冶炼耗工量大、消耗原料多、生产成本高等缺陷，最大限度地提高了产铜数量。湿法炼铜的书写成后，张潜对张甲说：“此利国术也，尔（张甲）献之（朝廷）。”派张甲把《浸铜要略》献给朝廷。
公元1098年，张潜的《浸铜要略》获得了朝廷的批准。朝廷认为湿法炼铜有费时短、成本低、易操作等许多优点，它的诞生不啻是经邦济世的一剂良方，是朝廷渴慕已久的企盼。当皇上得知《浸铜要略》竟是一位73岁老人所著时，感动不已，立时授予张潜少保府君之衔，同时分别授予其子张磬、张甲少师府君和成忠府君之衔。
接着，朝廷连着颁发了两道诏谕：一是批准设立德兴“兴利场”，命张潜为场官，张盘、张甲协助总管铜场事务。二是在全国推广湿法炼铜，敕令江西信州铅山场、广东韶州岑水场、湖南潭州永兴场、安徽铜陵场等官办铜场效行其法。从此，这项冶金新技术很快在全国推广，“诸路岁收铜数百万”。到了宋高宗绍兴年间（1131—1162年），湿法炼铜产量已占全国铜产量的85%以上。当时，中国便成了世界上产铜最多的国家，德兴也因之逐步走上了中国铜都的舞台。直到今天，德兴依然雄踞亚洲铜业之冠的宝座。
《张潜行状碑》为证
今天，《浸铜要略》已散佚，原著我们已无缘谋面。但是，《张潜行状碑》等有关资料文献可以作证。
1971年，张潜世居的德兴市新营村吴园出土的《张潜行状碑》，详尽记述了张潜的生平事迹和他对炼铜事业的杰出贡献，以及有关德兴的矿冶史实和风士人情。此碑为国家一级文物，是研究张潜的珍贵资料，也是张潜发明湿法炼铜的有力证据。
《张潜行状碑》刻于北宋大观元年(1107年)3月，青石质，碑体平整，厚重丰硕。铭文清晰，书体介于正楷与草书之间，笔法奔放自由，丰秀劲丽，布排疏朗得宣。碑刻精镌细刻，完好无损，是石刻精品。碑石145厘米见方，厚15厘米；碑文纵58行，行64字，共3600余字。碑文撰述者万如石，是北宋代文学家。碑文记载：“尝读《神农书》见胆矾水可浸铁为铜，试之信然，曰，此利国术也。”碑记还说，张潜有经营才能，博通方技，以长期的实践经验总结出浸铁取铜的一整套完善的湿法炼铜工艺，于宋绍圣年间(1094～1098年)撰成专著《浸铜要略》，“命其子甲献之，朝廷下其法，诸路岁收铜数百万。”朝廷称此术“用费少而收功博，宜乎朝廷之所乐阐也”。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篇》记载：“胆水浸铁成铜曰胆铜，饶州德兴山有胆泉，亦曰铜泉，土人以浸铁数日，辄类朽木刮取屑，锻炼成铜。”这个“土人”就是张潜。宋欧阳悫《舆地广记》记载：“始饶州德兴之张潜博通方技，得变铁为铜之法，使其子诣阙献之。”
元至正十二年（1352年），张潜的世孙张理再次把家藏的《浸铜要略》献给元朝朝廷。朝廷下令刊印此书，命大学者危素为《浸铜要略》作序。危素誉张潜是炼铜家，称其浸铜术“讲之精，虑之熟，可知已，何患乎冶铸之无功，宝藏之不兴哉！”危素在《浸铜要略序》中写道：“德兴张理事福建宣慰司，考满调官京师，会国家方更钱币之法，献其先世《浸铜要略》于朝。……钱币之行尚矣，然鼓铸之无穷，产铜则有限。理之术乃能浸铁以为铜，用费少而收功博。……今书作于绍圣间，而其说始备，盖元元年。或言取胆泉浸铁，取矿烹铜，其泉三十有二：五日一举洗者一，曰黄牛……凡为沟百三十有八。政和五年雨多泉溢，所浸为最多。是书，理之先赠少保府君讳潜所撰，以授其子赠少师府君讳盘、成忠府君讳甲。少师之孙参知政事忠定公讳焘序志之。”危素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将每一泉、每一沟的地名和胆水浸铜的时间需要都一一列于其上，其目的就是要彰显张潜探究之精细、技术之详熟。
从危素的记述来看，他见到的《浸铜要略》这部书中载有张潜的曾孙张焘作的序。可见，此书已不是张潜绍圣元年献呈宋朝廷的版本，而是张潜后人的家刊版本。
以有余补不足的大善
据《宋炼铜家张潜行状碑》记载，张潜“平素赈穷恤孤有善声”，出巨资兴修水利，“根治乐平德兴二邑间水患”；地方上盗墓风长时，张潜“为悬赏十万以购焉，群盗骇散。”
在德兴与婺源、乐平交界的海口一带，有洎水、乐安两河汇合。北宋时，这两条河的汇合处还有一个很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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