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明出现以后，经过一定时间得到某些人的总结，当然还可以在技术上提高一步。造纸术的发明也不会例外，推想起来，在西汉时，漂洗丝绵的工人很早便得到蚕丝纤维制成的纸，并用于书写，这也说明了纸字是“系”旁的由来。蚕丝和植物纤维的物理性质相近，后来纸的原料就由动物纤维变为植物纤维，这是发展的必然。史书里记载的东汉宦官蔡伦以鱼网为原料，把民间发明的纸加以改良，献给皇帝，也是很自然的事，所以蔡伦只能是造纸术的改良者，而不是发明者。造纸术是广大劳动人民智慧的产物。在蔡伦之前已经有纸，这样的说法将更合乎历史的真实情况。
袁翰青在中国化学史研究的内容上，还有我国古代的陶器制造工艺，我国古代的炼铜技术，我国古代哲学中有关物质的理论，我国制糖的历史，我国酿酒的历史，历代几种重要本草著作中的化学知识等，也都有过详细的考证，并发表了精辟而独到的见解。
探讨中国化学史研究的原则和方法
在多年的中国化学史研究中，袁翰青不但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同时在如何开展研究工作上，也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他认为，研究工作应该遵循三方面原则。第一，要有正确的历史观点，即必须具有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点。对于化学史中每一件事实的论证和评价，都必须结合当时的社会条件来研究。如果我们以今天的丰富化学知识的尺度来衡量古人的成就，从而认为这些成就很微薄，并加以轻视，这就不合乎历史观点。例如，我们不能以今天的炼钢水平与战国时代的铁器比较，而应该看到战国时代的炼铁技术确实改进了当时的农业生产。第二，要将发展性研究与发明性研究同等对待。必须重视化学知识在我国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定程度的系统性，不能只是偏重研究发明创造的历史，如造纸术和黑火药的发明史。有好些科学知识和工艺虽不是我们祖先首先发明的，但在我国的发展一定也具有不同于别国的特点，我们应当同样重视这方面的研究。例如，玻璃究竟是我们祖先发明的，还是从西方传来的？这就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即使制造玻璃的方法是外来的，但我们在接受了这种技术之后，有过改进，这仍需加以研究。第三，对史料必须审慎处理。研究中国化学史要十分谨慎，必须注意史料的可靠性和史实的真实性，孤言片句不足以构成有力的论证，而且也应该识别伪书的存在。在研究古代的化学工艺时，尤其需要用实物来证明。这三方面的原则不但使袁翰青本人在中国化学史研究中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也使我国很多学者受益不浅。
根据多年经验，袁翰青还对今后中国化学史研究的方向和方法提出四点重要建议：
１．文献的查考要与实验室的工作相结合。有关中国化学史的参考文献都是很有价值的资料，需要精细地加以整理。不过，仅仅凭借文字的记载是不够的。一则是有些记载过于简略，不能以孤言片语做结论；二则古代所用药物名称分歧，难以完全确定它相当于现在的哪些物质，因此，查考了文献之后，最好能用化学实验证明。有关中国化学史的实验工作有两类：一类是根据古书里的方法，重复做一下实验；另一类是古物的化验。第一类工作可以拿炼丹为例，如《抱朴子内篇》里所叙述的炼丹法，不妨选择几种，在实验室做一下，看看究竟得到什么产物。炼丹家往往故意把方法记述得很复杂，有些方法也是假想的，可靠性不大，如果我们不经过一些实验，单凭书本记载，是不能将炼丹家的成就很好地总结出来的。古物的化验也是一项重要工作，它可以使研究工作深入，同时也为考古学家提供科学根据。
２．民间手工业的现有技术的调查研究，对中国化学史研究会有很大帮助。因为我国长期的封建社会阻滞了生产技术的改进，有许多今天仍在应用的手工业生产方法，和几百年前的方法大同小异，例如４世纪的名著《齐民要术》里的酿酒法至今还在民间应用。由此可见，如果我们仔细地调查民间现有生产技术的详情，拿来和古书的记载对照，是可以追寻出这项技术演变的轮廓的。袁翰青的建议已经在研究中国古代炼锌方法中初见成效。明代宋应星所著《天工开物》中描绘了古代炼锌的工艺，其中有升炼倭铅（即锌）图里所画的罐的构造，但从图中看不出当时使用的是蒸馏法，还是回流法，所以这个问题一直是一个谜。后来，在贵州、云南一带发现仍在沿用这种土法炼锌，由于大家看到了炼锌用的罐的实物，就可以判断当年使用的是蒸馏法。
３．古代科学技术知识不像近代科学分类那样严谨，一个关心自然知识的读书人，往往对于好些方面都有著作或贡献，如沈括的《梦溪笔谈》，涉及到天文、数学、地质、地理、化学、矿冶等，我们决不好说沈括是一个天文学家，或是化学家。而研究自然科学任何一个部门历史的人，都有参考《梦溪笔谈》的必要。化学史与矿物学史或工业史是无法完全分开的，所以研究古代化学史的人不能忽视其他科学部门的历史。
４．过去，资本主义国家研究科学史的人，对于中国的化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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