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本源，是事物产生的根本原因，而教育的本源是指影响教育质量和科学水平的根本原因。我认为我国教育的本源问题有三：
一、教育理念。二、教育体制。三、培养人才的模式。
一、教育理念。
之所以教育改革不成功，就是在三个问题上，我们没有或者几乎没有触及。
讲到大学理念，不得不提到德国17世纪哲学家——康德。康德被认为是世界近现代哲学家第一人。他终身在他的家乡，直到47岁还是讲师，没有提到副教授，后来做了教授、校长。
什么是大学理念？大学理念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回答大学是什么？大学是干什么的？一提到大学是什么，我们就不得不想到古罗马时候有一个学者奥古斯丁对时间的提问，他说：“如果不问时间是什么，我大概还知道时间是什么，但是真正问时间是什么，我倒不知道时间是什么了。”
大学也是，大学是什么？虽然我们培养了2000多万的大学生，现在在校的大学教师队伍几千万人，但并不一定每一个在大学工作的人都知道大学是什么，大学是干什么的。康德是世界上第一个回答大学是什么的人，他说“大学是一个学术共同体，它的品性是独立追求真理和学术自由”。可见我们对这一点是理解的有很大的偏差。
其次，关于教育理念，不得不讲到关于培养人才的理念，中国和西方在人才培养上有一个根本的区别，西方是讲成长，是以裸塑的质量主义为基础，是按照效仿自然的法则，按照受教育者的兴趣、志愿、选择，自然的生长，不受外界的干预。而中国教育理念的源头是塑造。塑造就是把受教育者当做一个原材料，把它放在一个标准的模具当中，放到生产流水线上，而生产出来规格毫厘不差的统一产品，这就是中国大中小高等教育特色。我们在人才培养理念源头上都存在问题。小孩接受父母的塑造，各类学校接受国家教育部统一标准的塑造，其结果就导致我们学校没有特色，学生没有个性、没有创造性，这就是根源所在。
二、大学体制。
所谓体制就是体系和制度的简称，具体来说，就是指国家的企事业、教育、文化单位的隶属关系和权力的划分。
中国大学的教育体制是高度集权的体制，人们把这种高度集权的体制称作为大一统的体制，也就是大包大揽教育领域一切教育资源和决策与管理权。
我们大家都看到，教育部近些年推出了许许多多的教育工程，教育工程就是计划，教育工程越多，教育计划性越强，是典型的计划经济思维在教育战线上的表现。如果说我们经济体制转轨了，可是我们的教育体制依然还停留在集权制的体制。大一统的体制与大学独立自治是对立的。
讲到大学体制我要介绍一下法国的哲学大师，雅克？德里达。德里达曾经对大学独立发表他的论文，“大学是无条件追求真理的地方，大学独立到什么程度？大学不仅相对于国家是独立的，而且对于市场、公民社会、国家和国际的市场也是独立的。”
美国经济学大师中的大师弗里德曼在1955年就发表了政府在教育中的作用一文，他倡导教育券，保证受教育者的自由选择权和公平性。
同时，他提出政府有责任投资教育，没有必要经营教育。而我们国家正好相反。
三、教育模式。
迄今为止，主要有两种有代表性的教育模式，一个是美国通识教育，二是前苏联的专业化教育，我国现在仍然是专业化的教育。
专才教育的弊端大家都知道，专业划分太细，学生知识面太窄，难以适应急剧变化的市场的需要，难以培养出杰出的人才。
台湾国学大师钱穆先生是自学成才的，只有中学文化程度，但是他是国学大师，他对通才和专才的见解，他说“近日国家社会所需者，通人尤重于专家，而近日大学教育之智识传授，则只望人成为专家，而不望人成为通人。夫通方之学与专门，为智识之两途，本难轩轾”。
德国著名哲学家汉娜？阿伦特，这是世界上唯一著名的女哲学家。阿伦特对大学的实用主义进行了批判，她说“当大学决心经常为国家，社会利益集团服务的方针的时候，马上就背叛了学术工作和科学本身。大学如果确定了这样的目标，无疑等同于自杀。”
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钱学森先生，有一段话我记得非常清楚。2006年7月29日，温家宝到301医院探望钱学森先生。本来温家宝总理是希望征求钱学森对十一五规划的意见，可是钱学森先生却发表了一条对教育十分重要的建议，他说现在中国没有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技发明创新的人才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创新的东西，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一年以后，钱学森先生又感言，中国长远发展上我最忧虑的就是这一点。2006年7月29日这一条建议发出以后，到了8月23日《光明日报》才发表出来，登出来以后，我就关注国家和大学做何反应。一年过去了，我彻底失望了，一年没有任何反响。到了2007年，温家宝总理在中南海召开一个教育家的座谈会，就是座谈钱学森这个重要建言，可惜都理解偏了，只字没有谈到教学模式的问题，而理解成中国大学为什么培养不出大师来。大师不是大学自己培养出来的，启功、钱穆、华罗庚都是中学生，他们都是大师，所以大师不是大学直接培养的，完全理解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