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开逊:呵护发明 呵护发明家

　　呵护发明，营造鼓励创新的氛围，是舆论理性精神的体现，是建设创新型国家在精神领域的一项基础工作。 

　　发明家为何难以出现 

　　现在国内支持新技术发展的风险投资基本上是“无风险投资”，中小企业创新基金所资助的大多是具有明确回报前景，在技术上已经定型的短、平、快项目。这种支持能加快新产品的开发进度，却基本上无助于产生重大的原创性发明。作为技术创新活动的先锋，发明家很难从这种投入中得到支持，许多发明家在最需要支持的时候常常四处碰壁，孤立无援，导致许多优秀的发明构想夭折在摇篮里。将财政支持点向创新链前端移动有助于培育充满创意的发明构想，为技术发展开辟更加广阔的路径。这种支持所需要的资金数量远远少于产业化和商品化的投入，却会对发明事业产生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 

　　SCI收录文章的数量已经成为现今评价科研院所科研成果的重要依据。只关注新知识的量，不重视新知识的质，这种肤浅的认识对探究自然的学术活动产生了不良影响。简单的数量统计忽视了核心知识和次级延伸性知识价值的差异，许多不重要的次级知识往往由于数量巨大而被误认为比核心知识更重要，导致自我陶醉和学风浮躁。牛顿并不是因为论文多而受人敬重，他的核心成果只有一部《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同样，爱因斯坦引人注目的成果也主要是在1905年发表的5篇论文。 

　　科学研究的使命既要为人类增加新知识，又要帮助人类解决实际问题。虽然SCI一般不收录后者，但后者对于今天的中国尤为重要。评价科研院所的工作应该关注是否取得了推动主流技术发展的具有实用价值的成果，能否直接影响国家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评价一个国家是否成为创新型国家，主要应根据这类成果的价值及其对国家繁荣发展的影响程度。 

　　科研工作和教育事业的价值取向是建设创新型国家顶层设计的重要内容，正确的理念将对中国的创新活动产生深远的影响。然而我国基础教育的评价体系过于看重升学率。在考场上，学生比拼的是记忆力和知识的数量，创造性和驾驭知识的能力并不在其中——这种价值取向形成了社会需求和培养目标的尖锐对立。教育事业不利于反映真才实学的评价体系和科研机构扭曲的价值判断制约了创新人才的成长，发明家在这样的环境难以出现。 

　　发明家要善于呵护自己 

　　发明家要想在大众面临的技术困境中找到一条与众不同的有效途径，基本没有成功的经验可以借鉴。他们常常面临多重困难，其中有技术本身的困难，也有内心世界不时浮现的困惑。发明，与其说是解决问题的智慧，不如说是一种与众不同的生存方式。 

　　发明家的思维应该有坚实的科学基础。科学是产生原创性发明的灵感之源，正是由于深刻理解汉字结构中隐含的数学规律，杰出的发明家王选发明了领先世界的汉字激光照排系统，极大地提高了汉字信息处理的速度。当大家都在常识和经验的水平上较量灵感时，是科学令发明家独辟蹊径，脱颖而出。 

　　发明家应该比一般的人更了解社会的需求，并且有能力超前为社会准备好满足需求的成果。比尔·盖茨在计算机科学领域的贡献并不为人称道，但他拥有敏锐的洞察力，使微软在软件技术上总能与社会的需求默契，成为该行业的常青树。 

　　发明家不仅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执著地为理想奋斗，还要有足够的智慧，抵御各种诱惑。作为生活在现实社会的理想主义者，发明家应该有能力在现实的物质世界和理想的精神世界中往返穿梭，自由驰骋。如果流连忘返于市俗，就有可能失去创造性；如果沉醉于美妙的构想，在理想的精神世界中忘情不归，就很可能衣食无着。如何把握好这个“度”是发明家成功的诀窍。 

　　崇高的人文情怀能帮助发明家呵护灵感和智慧。1965年，美国物理学家R·费曼因为在量子力学领域的创造性贡献而获得诺贝尔奖。在颁奖典礼上，他说：“感谢你们授予我这个奖，其实我早已获奖了。我有幸从事探究科学的工作，能够感受探索自然奥秘的快乐，这种探索的结果，其中一部分还可能对善良的人们有所帮助，世界上已经没有任何一种奖励比它更高了”。这是每位科学家和发明家内心的真实感受。 

　　成功的发明家有时会被要求做许多不能胜任的工作，这种光荣的义务常使他们难堪。1976年，美国物理学家B·里希特因为证实了一种夸克的存在，而与丁肇中一道被授予诺贝尔物理学奖。回忆当时的情景，他感慨地说：“获得诺贝尔奖令人们产生一种错觉，以为你什么都知道，希望你回答许多你完全不懂的问题，稍不注意就会误导公众。为了回报这种巨大的荣誉，我们有时不得不担任力所不及的工作，这些工作别人完全可以做得更好，同时却贻误了自己的研究工作”。 

　　（作者为中国发明协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