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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优势呢？在21世纪科学革命大潮来临的时候，我们是做“手把红旗旗不湿”的弄潮儿，还是跟在大潮后面随波逐流？这是科学家、科学史家、科技政策工作者们应该共同思考的问题。
20世纪70年代，在蒙特利尔的一篇演讲中，李约瑟说：“假如我能长生不老，并能列席到世界大同后的科学应用委员会之中，我非常希望中国人也能加入其中。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只有在中国、日本以及在整个东南亚，都能看到的伦理思想，才是能够纠正西方社会中偏重科学观点的惟一法宝。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人类要认识什么是不可能做的事情，什么是不应该做的事情。”这段话翻译的可能不太好，此外我认为，东方的伦理也不能作为针对当代社会问题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不过李约瑟的话中包含了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唯科学主义——把科学当做至高无上的权威、凌驾于一切价值观念之上的思想，这是不对的。这就涉及到人们今天应该特别关心的科技伦理问题。在今日中国的社会语境中，一提唯科学主义就会被人扣上“反科学”的帽子；依我看来，掌握了具体的科学知识并不意味着能够运用科学方法，更不等同于具有科学精神。历史上确实有过一些科学家，他们在专业领域的知识是一流的，但是其所作所为却与科学精神大相径庭。科学精神的核心是理性批判主义。即使对某些科学权威的意见也不应该盲从，例如克隆人、利用核-改变自然环境等。如果一个以科学的名义提出的主张可能对人类生存的环境和子孙后代的福祉造成负面影响，人们就需要特别警惕。
（本文选自作者新作《文化一二三》,作者为中科院科学史研究所原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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