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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在一些重要领域的自主创新取得了重大成就，已经掌握了一大批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核心技术。但调研报告没有停留在罗列成果上，而是把调研的重点放在了总结创新成功的原因，寻找规律性的经验上。调研发现，我国的重大创新成果往往基于以下四个原因而产生：
第一，面对国家安危、民族兴衰的巨大压力，中国人完全能够实现科学技术上的重大突破。例如，“两弹一星”的成功，大庆油田的开发，就是在国内经济水平落后和面临国外封锁的情况下，坚持和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精神完成的壮举。
第二，每一次重大成功，都发挥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都是由国家主导的结果。
第三，每一项创新都来自于理论上的重大突破，都由一批卓越的科学家领军。杰出的科学家，在自主创新方面发挥了重要带头作用。
第四，依托重大建设工程，可以有效地推动自主创新能力建设。调研组了解到，在长江三峡建设工程中，因为坚持了“技贸结合、技术转让、联合设计、合作生产”的方针，明确提出，“要想投标三峡工程，首先必须把技术给我们，并且在中国生产”，从而使我国的电机制造技术、土建技术、测量技术大大地提高了一步，掌握了一批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
“这种条件我们多得很，要敢于和善于用这样的筹码来换取技术。使市场换技术成为自主创新的重要手段。”杨晓堂强调说。
是什么阻碍了自主创新
问题一：缺乏指导创新的理论
创新本身需要理论指导。调研参阅了许多国内外自主创新的论述发现。我国现在对自主创新活动主要着力于政策、法规和一般性号召，而缺少指导创新的理论的研究。
“我们面对着这样一个创新的大潮，潮起潮落，许多经济现象，如利率、汇率、股市、油价、期货等等变化无常，许多科技成果是非真伪，真是‘雾里看花’。创新成败都有什么道理在里面，我们要急需从理论上能说明白，否则不但创新难有作为，还会造成不应有的损失。”杨晓堂感叹道。
调研组注意到，正因为国内对创新理论的研究不足，我们缺乏对创新活动严密的、科学的考核评价体系，在很多时候甚至出现了概念性的误导。很多人认为新产品、新规格、新品种就是创新，但实际上，创新必须是材料、结构、性能、工艺的革命性变化。“不能说创新，全国遍地都是创新，这实际上误导了许多部门，钱到处乱撒，乱给。”杨晓堂对此很担忧。
问题二：法律和政策缺乏强制性
调研组发现，国家曾先后出台过200多个鼓励创新的法律、法规、政策、决议，但缺少定量规定和强制性措施，大都停留在“倡导、支持、引导和鼓励”层面上。《科技进步法》许多条文规定过于原则，对行政主体约束力不强。例如，规定科研投入要达到GDP的2％，但如果做不到又如何？法律没有具体规定。
在调研中，反映强烈的另一方面问题是，政策的取向和科技发展规律不完全吻合。特别是财政、税收，一些优惠政策的使用不是以项目本身的情况为标准，而是以区划来界定。杨晓堂认为：“这就造成各地方为了享受优惠政策，‘争帽子’、‘争牌子’，不把主要精力放在真正的创新上。还有，我们太注重企业的‘出身’，国企、民企、中外合资企业待遇各不相同。这些都很不利于自主创新活动的发展。”
问题三：行政管理体制的制约，影响创新能力和资源的整合
当今科技发展的趋势是，系统集成已经成为科技发展和自主创新的主要手段，而我国现有条块分割的行政管理体制和科技创新规律不吻合。
我国科技队伍有五路大军：企业、地方、军队、大学和中央院所。调研发现，经过多年的改革，相互之间分割的状况并没有根本转变，科研资源不能军民结合，但收效不大。在调研报告中，列举了许多自主创新能力名列前茅的企业，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都是有军工背景，都得到国家军费的支持，按照自主创新的需求流动和集合，充分发挥其效用。多年来我们大力提倡产学研结合，而我国五路科研大军各自为政，甚至通用很强的电子、船舶仍然分为军工和民用，科研能源难以相互渗透和利用。
问题四：政府采购的扶持作用没有充分发挥
调研组发现，我国的政府采购仍主要以节约资金、规范管理为目的，对促进企业自主创新的作用远未有效发挥。
按照财政部的统计，目前政府采购中90％的物品来自本国企业，但其中的高技术产品很少真正是本国企业生产的。据测算，我国政府每年采购的小轿车价值几百亿，其中大多数名义上是“国产车”，实际都是合资企业的外国品牌车，大部分核心零部件都是从外国进口的。这些零部件可能只占整车零部件数量的20％，而它们的价值能占到70％。2004年国家政务信息系统采购计算机软、硬件近450亿元，国有企业只拿到10%的订单。
问题五：创新主体有缺损
调研组认为，现在国家已经明确了技术创新的主体是企业，但在某些关系国计民生的重点领域，基础理论和战略性、公益性的科技创新，必须以国家为主导，财政拿资金。调研报告反映了农业、水利等行业的国家级科研单位全部改成企业运作。不少科研带头人忙于“养家糊口”，应付招标投标。一些战略性的大项目自主创新难以维继。曾任中国电子老总的杨晓堂对电子集成电路的发展感触尤深。
以集成电路产业为例：1996年3月，国家对建设大规模集成电路芯片生产线的项目正式批复立项，这就是业界俗称的“909工程”，其主体承担单位是上海华虹微电子有限公司。集成电路被称为“吞金”行业，“909工程”是中国电子工业史上投资规模最大的项目，但国家在建设初期投入四十亿资本金之后，便再没有资金注入。
华虹现在面临着一个新的挑战———华虹靠自己的自有资金，掌握了8英寸、0.18技术，但世界集成电路的主流技术是12英寸、90纳米。这个台阶要不要上？
“没有自己的芯片，根本谈不上国家安全，谈不上信息安全。如果不上这个台阶，几代人的努力必将前功尽弃、付诸东流。但靠华虹自己是上不了这个台阶的，因为要几十亿美元的投入。完全靠企业行吗？据统计，我国在集成电路最近10年内投资高达400多亿美元，但是别忘了，全是外商投资。国家如果不注入资本金，国家将失去对华虹的控股权，我们就没有自主创新的阵地和精密制造的平台了。”说这番话时，揪心的焦虑让杨晓堂显得激动。
问题六：创新缺少国家级的基础技术平台
调研组认为，创新需要大量基础技术平台来支撑。比如精密的测试、计量、分析、化验，而这恰恰是我们国家所缺少的。
比如，一个国家汽车产量达到了50万辆到100万辆，就需要建立一个“试验风洞”，在“风洞”中模拟各种行车环境，给设计中的汽车寻找最省油、最安全和最美观的外形，为零部件求得最安全、最耐久的性能，而如今中国汽车产量超过400万辆，却没有一个用于试验的“风洞”。这种情况下，国内自主研发的汽车、尤其是轿车，全部需要到欧洲进行风洞试验，每一个小时的开销高达3000欧元，一个车型的开发一般需要进行400到600小时的风洞实验，开销巨大。“这样的基础平台我们必须建。”杨晓堂说。
调研发现，国内汽车企业不敢进行创新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缺乏数据库，从而严重影响了产品开发的进度和开发质量。
调研组还注意到，在平台建设方面，我国的精密制造水平低也是一个重要制约因素，往往是能想得到却造不出来。杨晓堂说：“在这点上应该充分肯定奇瑞，它的创新能力之所以强，一个重要原因是其制造能力确实是当今世界水平的。它的发动机生产线是由几十台加工中心联在一起，因此它几天就能生产一款好的新型发动机。当然，这些加工中心全是进口的。”
据统计，我国目前绝大部分集成电路制造设备的85%，石化设备的80%，医疗设备的90%都是进口的。
问题七：创新的舆论环境不够宽松
当全党和全国人民都大力弘扬创新精神，创新精神成为主旋律，我们不能忽视由于历史的积淀，我们的社会舆论并不宽松。第一，对开拓性、探索性的创新活动，不允许失败。我们应该营造一种失败者也是英雄的舆论环境。第二，我们鼓励承担风险。许多扶助政策都偏重褒奖成功，我们至今还没有建立创新产品的风险基金机制。不主张承担风险，也没有体制机制化解风险，承担风险，致使很多成果只好束之高阁。
问题八：对面临的压力认识不足
强势国家运用产业联盟、技术协议、专利保护等多种手段，阻遏我国的创新活动，而且这种竞争日趋激烈，成为我国自主创新必须破解的难题。例如，我国目前生产手机3亿部，但是没有一块国产的集成电路，许多零部件尽管国内可以生产，但国际上一批强势集团，通过近千个“协议”，设置了很高的门坎。在我国销售的西药，99%是国外的专利，汽车生产也有类似的难题。面对重重阻遏，唯有自主创新才能摆脱困境，实现国家的振兴，在调研报告中，财经委的同志一致认为，当前增强自主创新能力，首先要力戒浮躁，杜绝急功近利，弘扬埋头苦干，无私奉献的科学务实的精神。
调研报告提出，发达国家及跨国公司利用强势地位对我国自主创新进行技术垄断和遏制，其背后是综合国力的较量，对此我们必须有清醒的忧患意识。创新关系到国家安全，关系到国家实力的较量。
一群人大代表的创新心结
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杨晓堂委员是个说起自主创新就有很多话的人。去年10月从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公司总经理位子上退下来的他，又全身心地投入“十一五”规划自主创新能力的调研中。
64岁的杨晓堂，干过15年石化，当过10年地方官，做过4年国家开发银行的副行长，临近退休又在电子信息界“摸爬滚打”了3年多，可谓经历丰富。用他自己的话说，对自主创新，他有太多的“切身之感”和“切肤之痛”。不论在哪个行当工作，他都感到，自主创新能力薄弱，就要受制于人。没有自主创新就谈不上国家的综合实力和国家安全。
在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和杨晓堂有着同样想法的委员还有很多。去年10月，财经委组织委员们集中学习《中国-党十六届五中全会公报》，《公报》提出，“‘十一五’时期，必须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须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新的五年征程就要起步，我们的自主创新现状到底如何？委员们急于掌握第一手材料，让“十一五”规划的审议有科学的依据。由财经委主任会议决定，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郭树言、刘纪原委员与李主其、杨晓堂等一道，组成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关于“十一五”期间增强我国自主创新能力问题研究课题组，开始了认真细致的调研工作。
从去年10月到现在，调研组做了一次次深入的调查研究。为掌握权威数据，调研组多次与国家各有关部门，包括财政部、科技部、税务总局、国家发改委、信息产业部等部门座谈，向汽车、铁道、石化、医药、电子、航天等行业的多位企业老总征询意见和建议。在亲自到一些城市、企业听取基层干部、工程技术人员意见的同时，还综合了财经委许多会议和调研活动的相关意见，所以调研报告是许多委员的共识。
3月1日，杨晓堂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他告诉记者，去年12月，调研组完成了一个万余字的初步调研报告，但进一步的调研工作始终都在进行。他只能以参与者的身份对调研报告做简要的解读。
让创新政策早“落地”
调研报告中的建议有几十条，例如，报告提到：国家创新能力以制度创新为基础，制度创新不仅需要制定符合科技、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方针政策，更要形成集中体现国家意志、以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法律制度，建议将促进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经济立法的重点之一；政府采购是世界各国支持本国企业自主创新的重要手段，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和民族利益，通过政府采购保护民族产业支持创新成果等等。
杨晓堂深有体会地说，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确立明确的战略，长期坚持不懈，持之以恒，防止朝令夕改。中华民族勤劳智慧，提高创新能力，只要构建一个宽容的创新环境，一定会涌现大批创新人才和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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