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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基于谁的技术制定的标准，谁就自然成为先行者。“得标准者得天下”，已被高技术产业界无数活生生的事实演绎得淋漓尽致，DVD产业如此，中美围绕WAPI（无线局域网鉴别与保密基本结构）的纠纷如此，目前仍然结局不明的3G三大标准之争同样如此。“技术专利化—专利标准化—标准许可化”，已成为国际高技术公司屡屡不战而胜的经营秘诀。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型企业的最高境界就是卖标准，靠卖产品所构成的市场份额已经不具有左右行业的力量，标准的垄断相比市场的垄断是质的超越。当我们的很多企业还在辛辛苦苦卖力气、赚劳务费的时候，世界上所有超一流企业已经收紧核心领域，将标准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正因此，发达国家利用其在国际标准化机构的技术主导权，尽可能将有利于本国的技术法规、技术标准及检测方法纳入国际标准；少数发达国家甚至动用高层-、外交资源，迫使我国采用符合其自身利益的标准，更彰显出技术标准在未来国与国竞争中的极度重要性。而发达国家用知识产权构筑的技术壁垒中，标准也往往充当了最锐利的武器，无论作为合理的贸易技术措施，还是作为抬高门槛的贸易保护壁垒，技术标准是维护国家利益和安全的基本手段，是确定无疑的。可以说，在当今世界科技、经济较量的方方面面，标准都是我们绕不过去的一道“坎”儿。
长期以来，我国标准体系完整性差，市场急需技术标准匮乏；超过50%%的国家标准不能满足当前研发、生产、贸易和管理的需求；国家标准平均制定周期长达5年，平均标龄超过10年，与国际上平均2—3年的标准制定周期、5年的标龄有不小差距。我国企业参与制定国际标准的能力和意识都不强，以我国自主知识产权为基础的国际标准仍寥寥无几，国内企业绝大多数时候只能被动服从于他人设定的技术路线，在竞争中受制于人，困于全球产业链下游。面对标准的竞争，国内企业缺乏准备，学术界和行业组织也缺乏必要的资源参与国际标准组织的活动，在国际标准组织中听不到或很少听到我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声音。但我们对此并不是无能为力，国家对于一些关系重大的技术标准必须有所作为，已经成为从上到下的共识。国家“十五”重大科技专项“重要技术标准研究”中三项重要的技术标准战略性研究课题不久前通过验收，其中一些研究成果已被列入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为我们在技术标准战略上的跨越奠定了坚实基础。面对机遇和挑战，只要我们有重点地选择，有条件地突破，就可以争取到参与国际标准制定的有利地位，使国际标准更多地反映我们自己的技术要求，并逐步实现从“国际标准本地化”到“国家标准国际化”的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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