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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再把自己的活动局限在研发工作，而是依托自己的研发优势，在促进创新经济发展的其它方面也频频“露脸”。
记者：国家研究委员会是加拿大最重要的研发机构，它有许多研发的成果。在把这些成果转化为商品时，你们可以自己创办一个公司利用这项技术开发产品，也可以把它转让给其它的公司，你们怎样判断哪种方法对一项技术更合适呢？
瑞蒙：正像你所说的那样，技术的商业化有两种模式：你可以把它转让给一个现有的公司，你也可以拿着技术创办一个利用那项技术开发产品的新公司。开始时加拿大和其它一些国家喜欢在一项新技术的基础上创建一家新公司。但是，新公司面临非常大的挑战，因为它不仅需要有出色的技术，还需要有杰出的管理队伍。这个管理队伍不但要懂技术，还要懂市场、产品开发、销售、融资、人力资源等所有的事情。他们必须知道如何筹措资金，如何吸引人才；他们需要找到客户，能发展销售渠道。所有的这些都有风险。所以创立一个新公司成功的机会其实很小，它需要有非常高的素质。
近期创立新公司的趋势有些变化，当人们创立新公司时，他们要确认有高素质的管理队伍，有大量的好的知识产权，而不是只有一种新产品或一个概念。一个较少风险的做法是把技术许可给一个已经存在的公司，并且自己也在中间发挥着重要作用。这样做的原因就是现有公司已经有客户，它们理解市场，它们知道需要什么，它们知道如何满足这些需要。它们有营销渠道，能把新产品快速推向市场。而对新创立的公司来说，经常需要很多年才能成功。而把技术许可给一个现有公司能更快地得到回报。对一个国家来说这样做是有好处的。
记者：加拿大国家研究委员会的研究机构每年都进行许多研究，会出很多的成果。有些研究是基础性的，有些研究成果会有商业价值，有些成果可能不久就被人遗忘了。加拿大国家研究委员会是如何判断研究项目的潜在商业价值呢？
瑞蒙：这是个复杂的问题。因为我们是政府的研究机构，我们并不总是关心研究的商业价值，我们还承担着社会的责任。像在健康与生命科学领域，我们研究如何解决疾病的治疗，并不一定是为了钱，而是为了创造一个更好的社会环境。即使我们在信息技术领域的一些研究，也是为了帮助教育、社会及加拿大经济总体的发展。但那些只是我们研究中的一部分。我们的很多研究是有商业价值的。
我们的研究机构各种各样，研究方法也不相同，但一些成功的研究机构在开始一个研究课题之前，会分析它在技术上的价值，在研究上的价值，同时也会分析它的商业及市场价值：如果这个课题成功了，会有什么成果？研究成果会不会有市场前景？会有公司需要它吗？开发出的产品会有客户吗？这对我们来说是个问题，在挑选研究课题时平衡问题。有些研究所，它们坚持两个方面，如果没有明显的市场需要，即使研究将会是高质量的，它们也不会进行。
创新群：集中资源促成企业成功
记者：目前国家研究委员会正在努力推动把同一技术领域研究的企业和研究机构集中在一起，组成创新群。创新群也是加拿大联邦政府目前推动创新经济发展的工作重点之一，它有哪些优点呢？
瑞蒙：制约一个企业，或者一个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关键要素规模不足。这可能是技术规模不足、高素质人才的不足，也可能是设施的不足，它们都可能对企业或产业的发展形成影响。所以我们产生了把所有能用的主要资源集中在一起建立创新群的概念，这样企业成功的机会就大一些。
另外创新群对人力资源保有也有好处，举例来说，在西岸我们有燃料电池和氢能源创新群，这个群包括氢能源、压缩天然气和其它一些技术型企业，现已有几千名员工。这些员工已经有了一种社区感，大家相互交往，当一个人在一个公司不舒服时，他就可以直到街对面的另一家公司工作。如果一个地方只有一两家同类的公司，他就可能迁到别的城市去。
创新群内的企业还容易获得专业咨询，找到主要针对该行业的资金来源。在温哥华我们已经有这样的专业机构，有风险投资公司专门针对群中的这些技术公司。我们有了人员，有了设施，有了公司本身，就有了一个可以相互促进的环境，创新群中的公司可能就会快速成长。如果把这些公司分散到全国各地，就不会有这样的效果，因此相互作用是关键。
记者：加拿大政府对创新群中的企业有什么选择标准吗？
瑞蒙：我想我们唯一能说的就是政府确实要挑选创新群的地点，但政府在这方面做的并不多。创新群是一个自然形成的过程。在它们显示出潜力的时候，政府进一步做的工作就是孕育它。这方面的例子还是温哥华。20年前温哥华就是清洁能源和燃料电池技术研发的公司，国家研究委员会就把它的燃料电池研究所放在了那儿。这使当地的研发能力上了个台阶。研发能力更强，有了更多的设备，也有了更多的动力，发展也更快了。
然而，在我们的经济中，我们并不生硬地规定企业必须在创新群中。如果有人想在多伦多或蒙特利尔甚至偏远的圣约翰斯创立一个清洁能源公司，他都可以这样做。只不过那样的挑战更大。因为这个领域的活动大部分在温哥华进行。再举一个例子，我们在纽芬兰省的圣约翰斯有个海洋技术创新群，但在新斯喀舍省的哈利法克斯有个分支，在西海岸也有个分支，所以创新群并不一定只集中在一个地方，它可能有两个甚至三个分支，但它们之间的联系很紧密，信息、人员间的交流与互动都非常强。
记者：国家研究委员会近来建立了一些“工业伙伴设施”，您能介绍一下它的情况及它有什么优点吗？
瑞蒙：“工业伙伴设施”通常是为了那些已经经过创意阶段但还需要同国家研究委员会的研发队伍进行密切合作的特别小的公司。为了使它们成功，我们在我们研究机构附近，有时就在我们研究机构的建筑内，提供一些办公环境或一些实验环境，这样公司的人员就可以同国家研究委员会的研究人员在一起工作，在同一实验室，可以随时同他们交谈，共同进行产品研发。所以我们这些设施就像孵化器。“工业伙伴设施”不提供资金，企业可以通过其它渠道如“工业研究辅助计划”项目获得资金。
政府部门：既是设计师又是服务生
瑞蒙博士作为国家研究委员会技术与工业支持方面的负责人，不仅对国家研究委员会的工作很熟悉，他对联邦政府在创新经济发展中的工作也非常了解，并发表过多篇关于政府在如何促进创新经济发展的文章。科学家、企业家及政府机构高级管理人员的背景使瑞蒙博士能从多角度对创新经济的发展进行观察和思考。
记者：加拿大联邦政府在促进创新经济的发展方面做了哪些方面的工作呢？
瑞蒙：我们仍在继续努力。我想我们前面谈到的一些例子，是我们已经做的一些事情，我们仍在设计新的项目，特别是创新周期中的商业化方面的项目。当我说一个周期时，我们必须从一端开始，然后把各个部分放在一起。在加拿大这样的工作仍未完成，我们正在前进，我们知道方向，也想按这个方向前进，一些事情已经到位，如我们谈的“工业研究辅助计划”项目，如大学的更新，另外还有“加拿大技术伙伴计划”等。
上述这些项目有的可能专注于某些领域，如我们有个项目叫“加拿大可持续发展技术”项目，它是个资助可持续发展领域如能源领域创新的项目。在加拿大联邦政府上一次的预算中，对在加拿大开发新能源领域的战略性项目提供了资助，如太阳能、风能，及不同于石油和天然气的非传统能源，或清洁能源技术。它是关于特定领域研发后期阶段的项目。政府应该做好自己应该做的工作，企业也应承担自己的责任，政府只能扶持它们。所以我们现在常问自己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时候我们才能说政府在促进创新方面已经做的足够了？
记者：您觉得政府应该做哪些方面的工作呢？
瑞蒙：这方面仍然有所争论。我想部分在于什么样的经济结构。在加拿大这样的自由市场经济中，人们总是说政府应该比中国那样指导性更强的经济结构中的政府少做些事情。两种经济体制都有优、缺点，没有人可以说谁优谁劣，任何人都不应该下结论。对加拿大来说，人们总要求政府承担那些最初的风险，如基础研究或提供一些资助，像“工业研究辅助计划”项目所做的那样。而企业，特别是大企业，甚至中小企业，在开发技术及确认自己的需求时，也需要投入资金及承担风险。因此每一方都有自己的责任。
对西方社会的政府来说，更多的责任是在初期阶段，在研发阶段。当我说政府时，大学也包括在内。政府和大学的责任在初期阶段，产业界更多的责任在产品开发和就业方面。政府的另一个责任是要创造一个好的创新环境，如法律环境就非常重要，特别对生物技术产业来说，指导方针是什么，规则是什么，这些都非常重要。此外还有税收结构，政府对企业研发有多少税收减免和优惠，当企业成功时对成果又收多少税，是相同的税率还是低税率以鼓励企业承担风险。所有的这些结合在一起成为一个良好的创新环境，企业可以利用这个环境并同它一起成长。
另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关于科研的法规。在制造业，它有许多方面的法规，如环境方面、劳动标准方面、安全方面等。有许多与消费者有关，有许多同安全有关，如它是否安全和有效、是否会危害环境，所有这些都涉及标准问题。因此，对政府来说，协调的标准也很重要，特别是有一个同国际标准相协调的标准，这样加拿大公司的产品就可以充分开发国际市场。如果加拿大的标准同国际标准不一致，它的产品就会遇到许多障碍。另外国际贸易对于加拿大的公司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政府的责任。
记者：当我们想要有一个成功的创新经济时，我们需要研发，需要资金，需要人才。我觉得研发和资金相对要容易些，人才是最不容易获得的要素。加拿大政府在获得所需人才方面又是怎样做的？
瑞蒙：这是大学的一个优势，加拿大政府在向大学投资方面做的已经很好。大学研究中培养人才同研究成果一样重要。大学的研究并不一定要有明确的商业目标，许多大学研究项目在今后10年、15年可能都没有明显的商业价值，它们的价值在于未来。大学研究在短期最主要的目标应该是培养高质量的人才。
大学应该培养更多的具有科学和工程技术知识的人才，培养出理解技术的人才。不但培养他们掌握物理化学等方面的知识，还要培养出具有横向思维，如知道如何把生物、计算机和数字知识结合到一起的人才。另外如果科研和技术人员能具有经营管理方面的知识将是很有益的，不一定非常深入，但我认为工程师不能只为纯粹的工程师，不懂任何商业活动。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就是大量增加对大学教育和培训项目的投入。
对加拿大来说，我们采取的另一个办法就是移民。现在我们每年都在某些领域吸引大量的合格人才。说他们合格是指他们的教育背景合格。如果他们的教育背景加拿大需要，我们就允许他们移民。
记者：您觉得一个成功的创新系统应该有什么特点呢？
瑞蒙：我也常用系统这一词。因为它确实是个系统，如果把系统中的任何一部分拿出来而不顾整个系统，它都不会是有效的。从一端到另一端，整个创新系统都要到位。一端是纯研究，另一端是纯商业利润，中间的每一部分都应该存在，否则就不会成功。加拿大及其它国家现在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有时我们并不是所有的部分都到位，完全一体无缝地到位。从纯理论研究到应用研究到产品开发到产品试制到真正的商业应用到盈利，包括其它方面如知识产权、技术转移、管理、资金及其它部分，都要到位。作为一个复杂的对象它们需要完全配合，没有全部部分组合在一起，就不会有一个成功的创新系统。
访问中，瑞蒙博士对中国创新经济的发展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表示，中国目前在制造经济还未达到高峰时就把眼光投向创新经济是很有前瞻性战略眼光的做法。中国在科研和高等教育上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中国的创新经济要取得成功，还需要注意到创新系统的每一个方面。中国应学习加拿大、以色列和芬兰等国在创新经济发展上的成功经验。他表示中、加两国可以共同合作，探求创新经济发展的最佳途径，让创新为两国的经济发展都做出最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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