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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记者畅谈共和国的科技事业，深深地缅怀她挚爱着的父亲———
两次挂帅出征，亲手设计社会主义科技体制
1956年和1979年，聂帅两次出征，统一指挥科技人员，集中全国的智慧力量，把各路大军凝聚在一个目标之下，拧成一股绳，胜利完成了“两弹一星”的伟大壮举，奠定了新中国科学技术的基础。这是聂帅的丰功伟绩，也体现了中国-党领导下的共和国的体制优势。
1956年的11月16日，全国人大第51次常委会议决定，任命父亲为国务院副总理。当日，周总理在国务院第40次全体会议上宣布各位副总理的分工，父亲分管自然科学和国防工业、国防科技工作。
1958年6月，中共中央决定，为了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成立直属中央-局的财政、政法、外事、科学、文教5个小组。父亲为中央科学小组组长，组员有宋任穷、王鹤寿、韩光、张劲夫、于光远。
不久，父亲报经彭德怀同意，代军委起草给中央的报告：为了发挥各方面的积极因素，同意组织力量，把研究设计、试制和使用三方面紧密结合起来，加强组织领导、规划协调，并进行监督，“建议把原国防部航空工业委员会的工作范围加以扩大，改为国防部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简称国防科委），在军委、中央领导小组领导下工作。”
10月16日，中央批准了这个报告，父亲成为国防科委第一任主任。
几乎同时，父亲又向中央建议，将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与技术委员会合并，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委员会（简称国家科委）。11月，中央批准了这个建议，并任命父亲兼国家科委主任。
新中国成立初期，科学界成立了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协会、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1958年9月，报经中央批准后，父亲在这两个协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宣布：为了更有利于实现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相结合，科学技术与生产实践相结合，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方针，决定将上述两个组织合并，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协会（简称“科协”），统一管理全国的科学技术普及宣传工作。“科协”的成立，是加强和促进中国科学事业发展的又一项重要措施。
父亲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领导下，建立了对全国科技事业的集中统一领导机制。当时，父亲身兼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央科学小组组长、国家科委主任、国防科委主任，广大科技工作者都亲切地称他“聂总”。
到晚年的时候，父亲不只一次地感叹，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因为在这条战线上，他能够放手为国家为民族做更多的事情。
1973年3月，科技工作者盼望已久的全国科学大会隆重召开。由于文革期间，科技界是“重灾区”，积累下成堆的问题。进入新时期后，大家都想迅速发展，但又都在各自为政，缺乏集中统一的指挥与协调。父亲很快发现，国家科委、国防科委、国防工办、中国科学院，这些中国科技界的重要阵地上，各个单位之间矛盾重重，各自为政，很难集中力量办事情，更谈不上多出成果、多出人才。
80高龄的父亲比谁都着急。1979年10月，中央决定成立科学协调委员会，请父亲任这个委员会的书记，出面掌握和协调。父亲正在病中，心脏病时常发作，但他还是义无反顾，再度挂帅。
科学协调委员会的成员有：方毅、王震、张爱萍、洪学智、李昌。后来，又增加了武衡和李耀文。人虽不多，但代表了四大系统的关系与利益。
12月6日，父亲给邓小平写信，反映情况。信中写道———
我们现在分散主义严重，有些单位单干惯了，总想自成体系，万事不求人，搞小而全，大而全，重复、浪费很大，把力量分散了，结果谁也干不成。如最近有人向《光明日报》写信，说中国为什么在激光雷达方面，研究了13年还出不了成果，原因就是上面婆婆多，下面分散干，谁也不能解决问题。有些科研部门的领导人反映，一上班首先考虑的是如何应付扯皮的问题。这是生产力落后的反映……将来我们生产力发展了，更要集中统一，分工协作，充分发挥生产潜力，绝不允许搞小而全、大而全……目前几家矛盾，我折冲期间，尽量想法协调……当然文化大革命乱了10年，现在要马上统起来，是有困难的，但这是个方向，总应该向这个方向努力。
信后面附上了关于卫星、原子能、计算机、计量工作等方面的协调意见。
两天后，邓小平批示：“我完全赞成你的意见，会有麻烦，不能顾虑太多，一经决定，坚决贯彻执行，一切请你下决心。”
那段时间，父亲多次召集国家科委、国防科委、国防工办、中国科学院等单位的领导开会，做了大量的协调工作。父亲在这个位子上干了两年，最初科技界的混乱状况渐渐得到改善，中国的科技工作又走上了快车道。
两年后，父亲根据中央党政要分开的指示，认为协调工作应由国务院进行为妥，就给中央打报告，建议取消中央科学协调委员会。不久，中央批准了他的报告，以后又成立了国务院科技领导小组，负责协调工作。
1982年1月2日下发的《关于成立国务院科学技术领导小组的通知》中，引人注目地转达了邓小平很长的一段话———
聂荣臻同志担任科委主任的时候，曾进行了大量工作，把科学院、高等院校、产业部门、国防科委和地方的科技力量，即所谓5个方面均组织起来，制定了1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按照规划分工协作，全国一盘棋。交给哪个单位什么任务，都感到光荣，很高兴地接受。互相照顾、全力支援，很少有扯皮、踢皮球之类的事。聂总那个科学小组既管任务又管人，既管军，又管民。对用非所学、安排不当的，没有任务的科技人员，小组有权调整。急需人才的地方就调人去加强。所以在科技攻关特别是两弹的研制，效率很高，取得显著成果。
统辖五路大军，创造了“两弹一星”伟大壮举
钱三强说过：“聂总既抓原子能，又抓航天技术，而更多侧重抓航天技术。就这样，我国的原子能和航天技术，刚一起步就有了强有力的领导。”
准确地说，真正强有力的领导是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毛主席的胆略与决心，是起决定作用的，他如果不下决心，什么也搞不起来。周总理始终坚定地支持两弹攻关，很多时候他亲自上阵指挥，亲手搬掉一只只“拦路虎”，他所起的作用更是不可替代的。
中央领导对“两弹”的关注，始终如一。
很多有眼光的人，都认识到国防尖端武器对于中国的迫切性，所有的研究院、所、工业部门、大专院校，都对国防科研开了绿灯。国务院各大部，都有一名副部长专门对五院和二机部负责，这是周总理特意安排的，一是为了迅速解决国防科研遇到的问题，二是为了保密，不让太多人知道。国家计委、经委也都有国防科研的计划、经费和物资专管部门。周总理怕这些当家理财的人手头掐得紧，一再交待，两弹方面要多少钱就给多少钱。
父亲当时任中共中央科学小组组长、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科委主任、国防科委主任，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领导下，具体领导组织两弹一星的研制工作。
他是军队的元帅，现在他又成了统领全国科技战线的元帅。后来有人称他“科技主帅”。父亲确定了组织5个方面的科研力量，即中国科学院、国防科研机构、工业部门、高等院校和地方的科研力量，大力协同，攻克各种科技难关的思路。这条思路，在“两弹一星”攻关过程中得到党中央的肯定，父亲把这5方面的科研力量称之为“五个方面军”。从上世纪50年代中期起，中国的科技事业取得了巨大的进展。到1962年，中科院的研究所由1956年时的381个发展到1296个，科研人员由9000多人发展到94000多人。这还不包括国防科研系统的科研机构和科研人员。在加强5个方面科研力量的同时，父亲还反复强调了科研工作中各方面大协作的重要性。
父亲在组织科技工作大协作时，特别注重的，一是将协作的科研项目，列入国民经济或科技工作的年度计划，以求得到人员、经费、物资上的保证。二是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强调全国一盘棋的观念。三是充分调动科研单位领导和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保证科研成果的高效性。四是遇有重大难题，父亲就亲自出马或指派有关单位领导同志予以协调。五是在设备上和情报资料上统一调配使用。父亲组织协作的这些做法，推动了我国科研事业的快速发展。
父亲90岁寿辰时，钱学森在给他的贺信中就曾写道：“你把40年代的后期中国人民-大兵团作战的经验运用到现代大科学工作上来了。这一整套组织合理的制度和方法不仅是科学的，而且也是结合我国实际的，是社会主义的。”
父亲去世后，老一辈科学家们缅怀他时，很多人提到，包括他在内的中央领导的这个做法，是一个很成功的典范。
12年规划，绘就新中国第一张科学蓝图
聂帅主持科技工作的第一个重大活动，就是参与制定12年科学规划。从1956年到1967年，尽管其中经历了五七年反右倾，以及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但中国科技前进的步伐并没有停顿。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人已经打赢了解放后的第一场科技仗。
1956年1月25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
5天之后，在政协二届二次全体会议上，周恩来发出：“向现代科学技术大进军！”他要求国家计划委员会、中国科学院和有关部门，尽快制定出1956年到1967年的12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提出：“争取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末使我国最急需的科学部门能够接近世界先进水平。”这是制定12年科学规划的指导思想和依据。
父亲主持科技工作的第一个重大活动，就是参与制定12年科学规划。
制定这样一个科学规划，是我国有史以来的第一次，也是时代赋予中国科技工作者的一项艰巨而光荣的任务。中央对此非常重视。这年3月，国务院成立了科学规划委员会，周恩来亲自挂帅，陈毅、李富春和我父亲负责具体的组织领导。
制定12年科学规划的大会在北京西郊宾馆召开。参加制定规划的600多位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来自中国科学院、各高等院校、各产业部门的科技、科研、设计单位，它包括了中国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史上水平最高，成就最大的全部杰出的科学技术专家。著名科学家吴有训、竺可桢、严济慈、钱三强、钱学森、钱伟长、王淦昌、王大珩等都参加了规划会议。几百名科技专家吃住在一块，夜以继日，研究分析，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热烈讨论，激烈争论，经常是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
10月29日，陈毅、李富春与父亲联名，向周总理并中共中央写了《关于科学规划工作向中央的报告》和《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草案）的报告》。规划提出了国家建设所需要的57项重要科学技术任务和616项中心课题，连同附件共600多万字，参照国际先进水平，结合中国实际情况，提出了解决这些中心课题的途径和措施，它给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勾画出了一个较为清晰的轮廓和美好的蓝图。
这是新中国第一张科学蓝图。现在看来，它仍然是那样地弥足珍贵。
规划中列出了12个重点，即：原子能的和平利用；喷气技术；电子学方面的半导体、计算机、遥控技术；生产自动化和精密机械仪器仪表；石油等重要资源的勘探；建立中国自己的合金系统和新冶炼技术；重要资源的综合利用；新型动力机械和大型机械；长江、黄河的综合开发；农业的机械化、电气化和化学肥料；几种疾病的防治和消灭；自然科学中若干重要基本理论的研究。
在制定12年科学规划时，起初是用“任务带学科”的办法来讨论、确定的，就是说围绕国民经济和国防的“任务”（如原子弹、导弹就是国防任务），研究提出实现这些任务需要哪些科研工作，这就构成了学科规划的内容。
后来发现，任务带学科是一个很好、很重要的方法，但却不能成为唯一的方法。科学家们的这种议论和见解，反映到父亲和周总理那里，父亲和周总理都认为有道理，因此在12年规划工作的后期，确定除已提出的6项任务之外，再把一批任务带不了而又有价值、有必要的重要基础学科（当时秘书甘子玉与父亲谈的时候常常用数、理、化、天、地、生来叙述）研究课题，专门制定出一本基础学科的规划。科学家们对这样的安排，都表示非常满意。
1962年底，中央科学小组和国家科委组织了对12年科学规划实施情况的全面检查，检查结果更加令人振奋，大多数规划中的项目提前5年完成了。父亲翻阅着各单位送上来的报告，心潮起伏，倍感欣慰。父亲得出的初步评价是：中国的科学技术水平，部分达到了世界上先进国家50年代中期的水平。
科学工作十四条，邓小平称之为“科技宪法”
聂帅的秘书甘子玉回忆，制定十四条时，聂帅耗费了大量心血。他的目的，就是想系统地、全面地排除当时影响科研工作的“左”的一些做法，是他想对积郁在心中数年的问题，寻求一个总的解决办法。
父亲大力提倡实事求是的作风，苏联援助时，正是“大跃进”时期，受工农业战线放“卫星”的影响，科技界也有人不甘寂寞，在五院，有的人看到从苏联弄来的导弹样品，说：“这玩意儿简单，用不了几天我给你敲出一个。”东西是敲出来了，可它不是导弹，不能实际操作，其实只是个空壳子。
面对这种头脑发热好高骛远的现象，父亲告诫他们：“要学会走路，然后再学会跑步，像爬楼梯一样，爬完了第一层，才能爬第二层，仿制的目的是为了独创，但必须在仿制中把技术吃透，才能够独创。”
这就是当时传诵一时的“爬楼梯”理论。
1961年1月中旬，在国民经济遭遇严重困难面前，中共中央八届九中全会通过了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毛主席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指示要在1961年搞一个实事求是年，大家都去做调查研究，并亲自带领3个调查组到浙江、湖南、广东调查农业方面的问题。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等中央领导同志也率先到农村调查研究。在当年6月中央工作会议上通过了“农业六十条”。
在这种背景下，父亲在同中央科学小组的韩光、张劲夫等同志商量以后，确定对科技战线进行大范围的深入调查研究，以期搞出一个能推动科学工作发展的条例来。
1961年4月，父亲来到杭州，在美丽的西子湖畔，他组织国家科委、国防科委、中国科学院和上海科委的韩光、刘西尧、张劲夫、杜润生、安东、路扬、刘述周、舒文等人，在中国科学院、国防科委组织的国防科研机构、国家科委组织的产业部门科研机构、上海市科委组织的上海市科研机构三方面提供的调研素材的基础上，加以研究、分析、归纳、提高，拟订出《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草案）》（简称《科学工作十四条》）的初稿。
这在后来被邓小平称为“科学工作的宪法”的《科学工作十四条》，主要内容（纲目标题）是———
（一）研究机构的根本任务是“出成果、出人才”。（二）保持科学研究工作的相对稳定。（三）正确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四）要从实际出发，制定和检查科学工作计划。
（五）科技人员要在工作中发扬敢想、敢说、敢干，但又要与严肃性、严格性、严密性相结合的“三敢三严”精神。
（六）保证科技人员每周有5天的时间搞科研工作。
（七）采取措施，着重培养青年科技人员，对有突出贡献的科学家和优秀青年科技人员，要重点支持重点培养。
（八）科研部门要与生产单位、高等院校加强协作和交流，共同促进科技进步。
（九）在人力、物力、财力使用上，要贯彻“勤俭办科学”的精神。
（十）科学工作中，提倡自由辩论，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贴标签的“三不”主义，允许保留意见，以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繁荣科学的方针。
（十一）知识分子初步“红”的标准是，拥护中国-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为社会主义服务，并强调“红”与“专”要统一。
（十二）要根据知识分子的特点进行细致的思想-工作，各级行政和政工干部要特别强调为知识分子服务。
（十三）领导干部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逐步由外行变为内行。
（十四）科研单位要在党委领导下，贯彻由科技专家负责的技术责任制，基层党组织只起保证作用。
对“十四条”，邓小平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我看是个好文件，可以试行，很有必要。试行后在实践中加以修订补充，使其成为科学工作的宪法。只提一点意见，党的领导方法，内容可以充实。党怎样做工作？要创造一个生动活泼、人心舒畅的局面，我看就是要老老实实当好勤务员，为科学家服务，替他们解决困难。
“十四条”在中央-局会议上一致通过后，经毛泽东批准，于1961年7月19日正式以中央-局文件下发，一时广为传诵。它在自然科学界乃至整个知识界引起了强烈反响，受到普遍欢迎，科学家们心情舒畅，精神振奋。
当“后勤部长”，聂帅深受科学家爱戴
科技人员衷心爱戴聂总，聂总的心里也时时刻刻装着广大科技人员，科技人员与聂总心心相印、肝胆相照。
1958年的冬天，好像特别寒冷。入冬以后，几场北风一刮，两场雪一下，世界似乎变成了一个冰窖，寒风刺骨，滴水成冰。
我家的房子是有暖气的，但父亲住在里面，却总是不踏实，因为他牵挂着五院刚从各地报到来的那些科学家。
一天上午，父亲腾出点时间，叫上范济生，坐车去了五院。
那天父亲很有感慨，他说：“我没有指示，只有一个心得。我是带兵打仗出来的，今天毛主席、党中央让我抓国防科研。我常常想，怎么抓啊？这个干部怎么当啊？后来我想明白一点了，就是，要老老实实地做好人民的勤务员。当干部，特别是当行政干部，干的工作就是勤务员工作。我聂荣臻有志于当个科学工作者的勤务员，为你们创造科研工作的条件，创造学习和生活条件。这就是党分配给我聂荣臻的工作，是否做得好，我不敢说。但是，我一定要认真去做，把这当作我终身的光荣任务。”
父亲看了大家的住处后，语气沉重起来：“我这个勤务员没当好，在座的各位，勤务员也没当好，我们的科技人员，其中不少是中央千方百计帮我们从国外请回来的，从各个兄弟研究机构忍痛割爱调来的。可是，这么数九寒天，我们让这些宝贵的人才住帐篷。我不满意，我要告诉五院的领导们，如果冻坏一个人，你们得赔我！”
不久，又有这样一个故事：一天清晨，五院二分院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刚刚起床，按照军队的习惯集合跑步。他们来到空地上，却发现，这天在北风中等待他们的，是一位佩戴少将军衔的将领。
“发生了什么事？”大家都在猜测。这时，少将说话了：“请大家伸出手来。”
然后，少将像幼儿园的阿姨一样，挨个查看了200多位科学家和技术干部的双手。少将回到队列前。大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少将大声说：“同志们，我是国防科委秘书长安东。聂老总听说，五院不少同志夜里加班，又没有暖气，担心冻坏了手，一大早打电话让人来查看一下，他等我回去汇报呢。”
听到这里，几百人的队伍中，不少人感动了，有些人眼里湿漉漉的。安东有些惭愧地说：“我刚才看过，确实有同志冻伤了，我们工作没做好。这个问题我马上汇报，会很快解决。”
在那样寒冷的严冬，每个人的心却感到无比的温暖。
甘子玉回忆说：“我体会聂总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作风民主，充分发挥科学技术工作者的作用。”
1984年，钱学森说：“我们的科技人员在今天回顾往事，都十分怀念那个时代，称之为中国科学技术的‘黄金时代’……”
父亲去世后，钱三强在一次座谈会上，充满深情地说：“古人有言：‘士为知己者死’，我们有聂帅这样的领导人，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呢？”
赵朴初大师生前为父亲写过一幅字：“知识分子的知心朋友”。
女儿的心愿，弘扬宝贵的“两弹一星”精神
1999年，是父亲的百年诞辰，也是新中国成立50周年。这个时候，我很想替父亲做点事情，更想替国家做点事情。想来想去，我想到，在庆祝新中国成立50周年的时候，如果能够大张旗鼓地表彰一批有杰出贡献的科学家，借以弘扬两弹一星精神，该是一件多么有意义的事情！它必将进一步促进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
父亲的后半生，一直寄情于我国的科技事业，主要是抓出了两弹一星。当年，中国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创造了惊天动地的伟业，应该大书特书。
成千上万的人为两弹一星做出了贡献，对这些有功人员应该奖励，促成这个事情对父亲也是个交待。
一天我参加一个活动时，碰到朱镕基总理，把自己的想法简单讲了一下，朱镕基认为很有道理，可行。他又让我和老丁（丁衡高，聂力爱人）再和锦涛同志谈谈。
三八妇女节那天，我在人民大会堂见到了胡锦涛，和他约定了谈话的时间。在他的办公室，听完我的具体想法后，胡锦涛也表示同意和支持，并且说：“你就以老同志的名义，给中央写一封建议书，由中央研究后实施。”
事情就这么定下来了。
那封建议书是由我、丁衡高、甘子玉、周均伦、陈克勤一起讨论后完成的。1999年5月4日，以我个人的名义，送给了朱镕基和胡锦涛。
中央书记处召集有关部门认真讨论后，确定了受奖人员名单，1999年9月18日，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做出了《关于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做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并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决定》。
当天下午，表彰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几乎全部到会，出席大会的有科技人员代表和各大单位代表，共1万余人。
会议由委员长李鹏主持，朱镕基总理宣读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并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决定：
授予于敏、王大珩、王希季、朱光亚、孙家栋、任新民、吴自良、陈芳允、陈能宽、杨嘉樨、周光召、钱学森、屠守锷、黄纬禄、程开甲、彭桓武“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追授王淦昌、邓稼先、赵九章、姚桐斌、钱骥、钱三强、郭永怀“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丁衡高代表中央专委办公室介绍了两弹一星研究经过和所取得的辉煌成就。
江泽民给科学家们授勋后，发表了重要讲话。他高度评价了“两弹一星”工作的伟大成就，全面总结了“两弹一星”的成功经验：第一，坚持党的统一领导，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第二，坚持自力更生、自主创新；第三，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第四，坚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第五，坚持科学管理，始终抓住质量和效益。
江泽民精辟阐述了“两弹一星”的伟大精神，这就是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攀登的“两弹一星”精神。
江泽民充满深情地说：“我们要永远记住那火热的战斗岁月，永远记住那光荣的历史足印：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1966年10月27日，我国第一颗装有核弹头的地地导弹飞行-成功；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成功；1970年4月24日，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这是中国人民在攀登现代科学高峰的征途中创造的非凡的人间奇迹。”
父亲运筹帷幄，集中力量办大事，让几路大军密切合作，搞“无缝集成”，在非常艰苦的情况下，圆满完成了被西方人认为“不可能”的巨大科技工程。我想，这就是“两弹一星”精神的精髓吧！
我写这本书的重点，也就是要把父亲抓科技的这段历史写出来，把最宝贵的“两弹一星”精神讲透，并希望能留给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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