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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处。虽然形制惊人，但首先我们从广州墓葬发掘的常规判断，这是一座未经盗掘的明墓。但当天天黑人静之后的再次访问让我们所有人都欣喜若狂。当时广州文博协会会长麦英豪先生从墓顶的缝隙里用手电筒照见了一个标注年代为西汉初年的大铜鼎，而从旁边的陶器造型文饰来看，年代也在西汉之初。西汉陶器不珍贵，谁也不会仿制之后带进墓中，这就证明这是一座汉墓无疑了。
当时我觉得自己几乎是在梦里。广州发掘的墓葬居两广之首，但规模都不大，而且几乎都被盗掘过。三国时期孙权垂涎而不可得的南越王陵是不是就在我们脚底下呢？
全面发掘惊喜连连
唐代象岗是珠江上的一个天然的避风港，成为广州人送别的地方。明朝时仍时闻樵歌之声。在等待北京最后批示的时候，我和考古队员们开始清理墓道，为正式发掘做准备。墓道为斜道，一层压一层苦心放置了许多大石头，为了移走这些拦路虎，我们也手握洛阳铲，满是血泡还不敢停下。我们将工地划分成一个个1米见方的网格，每格打一个钻孔，结果得出外围没有陪葬坑的结论。
8月25日，我们开始正式发掘。用起重机吊走填石、清走填土之后，我们发现，因为石头和泥土的压力，前室的门已被顶开。墓门外有两个殉人，一为门亭长，一为隶徒。在外藏椁中，我们发现3件印有“长乐宫器”戳印的大陶瓮。长乐宫在汉代历史上可是赫赫有名，但这个陶瓮本身一定非出自汉宫之赐，肯定是墓主人仿效中央政权私造的器物，那么他的身份也非同小可吧。
我们在清理了东耳室之后，开始清理西耳室，这里层层叠叠堆满了珍贵器物，表面还有丝织物和漆器的残留痕迹，考古人员根本无法下手整理。于是我们还是采用竹梯，一头伸进耳室，一头由外面几个人压住，队员沿梯进入，清理出一块空地后，再慢慢形成通道。
发现司马迁的错误
和前室不同，后室的门一点裂缝都没有。怎样才能付出最小代价进入呢？从正门进？没钥匙。揭顶？难保不坍塌。挖地道？大件文物如何运出来？各有难处，最后只能考虑“开中门”，先挖一条狭窄小坑道通入墓室，由我仰卧慢慢挪入，再拆除门槛。我们先后进入墓室的有三人，我们拧亮手电，幽灵般起身，阴风徐来，我们寒战连连，手电如同萤火虫光一样十分暗淡。墓主棺椁已经腐朽，原来按在外椁的大铜兽首衔环散落，泛出绿光。在棺椁位置，我们发现许多玉器。我们开始挖小洞，并用千斤顶将墓门移位，但石门纹丝不动。我们又把去铜锈的化学药水喷在门臼中，仍无济于事。后来一位园林局石工队的老师傅用下降法，终于把墓门开启了。
我们和阿里巴巴一样，进入了一个宝库。墓主身穿玉衣，腰间佩十把铁剑，头部置金钩玉饰，还有一盒里放着4117颗珍珠。至此，摆在我们面前的最迫切问题是确定墓主的身份，虽然可以确定是位王者，但他究竟是谁呢？
汉代广东的统治者是南越王政权，历五世，后二主死于战乱，不可能有这样形制考究的陵墓。只有赵佗、赵胡、赵婴齐才有可能建陵墓，那么出土的印上明明白白写着的赵眜究竟是谁呢？
终于，9月22日，在墓主的胸腹间发现了一件金光闪闪的物品。“啊，一枚龙钮金印！”有人叫起来。黄展先生手拿小毛笔，轻刷掉尘土之后，细心捧起，慢慢翻转，“文帝行玺”四个刚劲的小篆让许多人的眼睛都湿润了。汉天子玺是白玉螭虎钮，而这个是黄金蟠龙钮，而行玺为六玺之首，赵眜即是南越王武帝赵佗的孙子！这一发现和司马迁的记载不符，也许是他的档案发生了错误吧，这又成为了一个有意思的话题。
南越王墓的发掘已经过去十多年，可是里面提出的问题，解决的问题，绝非三言两语可以概括殆尽的，至今仍属于学术前沿。在考古发掘过程中，我们几乎就是枕戈待旦、废寝忘食，每个人都如痴如醉。每一刷下去，都是一个新天地。考古是美丽的事业，这里有太多的魔力。
-著名文博专家
黄淼章
黄淼章1954年5月生，广东梅县人。1976年以来从事广州地区考古发掘研究工作。曾任广州市文物考古队队长，市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现任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馆长。著有《南越国史》(合作)、《广州西村窑》(合作)。
-链接
新中国考古发掘成果丰硕
据国家文物局最近统计，目前我国已知的地上地下不可移动文物有近40万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750处，万里长城、故宫、秦始皇陵及兵马俑、布达拉宫等21处古迹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新中国成立不久就发掘了西安半坡、郑州二里岗、长沙战国墓群、明定陵等重要遗址。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又相继发掘了长沙马王堆汉墓、湖北大冶铜绿山古铜矿遗址、河北满城中山王墓、湖北随县曾侯乙墓等世界考古史上赫赫有名的文化遗址。
80年代至今，青州龙兴寺佛教造像窖藏、广州南越国官署、广汉三星堆以及法门寺地宫等又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考古成果。
近年来的考古发现，以周公庙遗址的发掘工作最具史学价值。
-科普走廊
先进考古技术举要
1、航拍技术
航拍技术已经相当广泛地运用于考古发掘领域，并具有越来越举足轻重的意义。比如周公庙遗址的最后定位和范围的划定过程中，航拍技术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遗址的范围，考古人员常常因为身处其中而浑然不觉。但从航拍图片进行技术分析结果来看，则是一目了然。
2、生物类文物塑化技术
现代生物塑化技术，由德国哈金斯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发明，用于人体标本塑化保存的新兴技术。我国科研人员因地制宜，将其拓展包括古尸在内的生物类文物的保存领域，取得了成功，获得具有知识产权的国家发明专利。这一技术实现了文物标本的零距离接触，增强了文物标本的直观性、亲切感，且文物表面干燥，无毒、无刺激性，抗磨抗压能力加强。
受惠于该技术的考古发掘项目，主要有广东东莞出土新石器时代人骸骨1具，明代女尸3具，广东佛山出土的中国第一台照相机发明者邹伯奇的官帽等遗物、番禺出土的第一次鸦片战争抗英烈士遗体25具。
3、微痕研究
是史前考古的重要研究方式。用显微镜等手段，研究考古器物表面留下的残余物质和使用后留下的痕迹，复原原始社会的生活场景，将考古器物功能研究建立在科学分析的基础上。
20世纪80年代，北京大学学者开始指导学生进行低倍微痕研究。90年代开始，高倍法开始应用于中国考古学研究。
4、地气探测
古人类大多选择洞穴为其生存、栖息、繁衍之地，由于地质构造运动和地理条件的变迁，这些古人类活动的洞穴遗址，绝大多数沉降于地下，或者被第四纪风化沉积物所覆盖，成为隐伏性的古人类活动遗址。静电α卡技术和地气理论结合，能够成功探测隐伏石灰岩洞穴和其他各类洞穴。
铀，普遍存在于地壳岩石中，它的衰变产物氡从岩石及岩石中的断裂向地表及空间不断运动扩散。上述技术则是一种高灵敏度的测氡技术，测知与底下洞穴相似的氡异常场，从而发现隐伏的地下洞穴，命中率达到99%，同时可运用于古墓探测和地震遗址的探测。
专题撰文 南方都市报记者 王雨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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