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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印象中的科学文化人<%=id%>

    不知什么时候,科学文化人的称呼逐渐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对这个称谓,有的人高兴,有的人生气。高兴的人认为,科普终于走出了死胡同,来到了新的天地。而生气的人则各有原因。

    本文不想讨论科学文化运动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运动,只想通过对其中的一些参与者的了解,谈谈对他们的印象。

    我认识最早的科学文化人,应该是卞毓麟教授。卞是科学院北京天文台的研究员,戴很厚的眼镜,做事情认真细致,非常具有普通人头脑中那种陈景润式科学家的模式化特点。他介入科学文化运动的早期,主要从事国外作品的翻译和做一些科学小品创作。卞教授还热衷探究美国科幻及科普大使阿西莫夫的创作特点。他是中国惟一一位自费赴纽约到阿西莫夫家中访问的人。这次访问,一直被科幻界和科普界传为美谈。我最喜欢卞毓麟教授的一个散文,是重新诠释宋朝苏东坡的词《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的。他将整个故事中的词汇全都做了现代科学诠释,笔法潇洒自如,一点没有破坏原词的那种磅礴气势和充足的幻想力。

    卞教授后来离开科研岗位,应邀到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供职。已经50多岁的人,还要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搞急刹车,大转换,大彻悟,大变脸,给自己的人生大挑战,这决心和信心,不是人人都能有的。但他真的就这么做了,而且相当成功。他主持的院士系列讲座和哲人石等丛书,多次获奖并赢得了各界读者的好评。

    作为科幻文学的研究者,我很早就关注卞毓麟教授的科幻活动。他撰写的阿西莫夫访问记,曾经被我收入北师大编辑的科幻教材。他离开北京到上海任职的消息,也是经由我们科幻研究会的内部刊物《星云》首次公布于众。卞毓麟教授因为组织的科幻百科全书和阿西莫夫自传,也曾经打电话征求我过的意见。他还在我出访国外期间,要我为他购买阿西莫夫的最新传记。

    最有趣的是,我决定给卞教授的新奉献阿西莫夫自传《人生舞台》写个另类书评,在书评中,我大张旗鼓地抱怨卞先生的丛书没有做好宣传。看到这个书评之后,一些好心的朋友来电话要我别和卞先生的关系闹僵了。我说这是从来没有的事情。结果恰如我料,另类书评真的引起了一些本来不关心阿西莫夫的人去购买了阿西莫夫的自传!

    对于这件事情,我从来没有给卞先生打过一次电话,更没有解释过一次。而卞先生呢,又把自己的精力全部投入到更新的作品的创作和出版上了。

    这就是科学文化人的品行!

    除了卞毓麟,科学文化人中我最熟悉的应该是田松博士。我跟田松的交往,在前文《二书友》中已经有了交代,这里只补充一点。田松一直喜欢研究民间科学家的活动,写了大量文章并和这些人有过交锋。一次我碰见他时开玩笑说,你何必对他们这样,这些人只不过在选择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而已。他们并不对我们的时代构成威胁,只不过从无聊的生活中自我寻求一些个人乐趣罢了。我以为田松一定会拿出“科学卫士”的样子来反驳我的玩笑。不料,他的想法踏踏实实地沿着我的思路却比我更胜一筹。“你错了。我就是要让他们停止。他们是在耽误他们自己!”

    回来以后我仔细想他说的话,的确很有道理。这些年来,我也见过一些毫无基础、却热衷于进行各种力所不能及的所谓科研的人,他们花光了自己的所有积蓄,生活在令人无法相信的贫困线之下,倾家荡产却仍然四处奔走,渴望得到正统科学家的“支持”和“认可”,对这样的生活,难道还不该停止吗?

        在我看来,科学文化人就是这样富有社会责任感的人。

    与卞毓麟的认真和田松的强烈责任感不同,刘华杰博士给我的印象是热情而富有斗争性。我认识华杰,是在上海科教出版社的一次科幻讨论会上。当时基本上没有机会交谈。后来,我的学生要做关于混沌与管理学之间关系的硕士论文,我领着她专门去刘家请教。

    华杰的家的确是个学者之家,而且,在我看来,这位学者还颇有些孩子气。比如,他当时正在研究手性问题,所以家中除了胡乱堆放的书之外,给人最大的印象是到处挂着各种左旋和右旋的植物。他还专门打开电脑,给我们看他收集的关于奇妙的“左旋DNA的雕塑”种藤蔓植物的标本。

    华杰能用非常通俗的话语讲解复杂的概念,这让我和我的学生都印象深很。他的文笔也很有华才。茅盾文学奖得主、著名作家阿来还曾经在科幻世界的“科学美文”专栏选择了他的作品,并亲自加上注解。

    说到华杰的斗争性,是因为我看到他在报纸上发表了很多立场坚定的时文。这些文章对伪科学、反科学和科学中的不良行为发表了自己直截的看法。对学术界的泡沫现象,他也非常关注。有关“索克尔事件”的最早中文介绍,大概就出自他的文章。他还曾经对一些科学院院士的行为进行过批评。

    有空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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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杰也喜欢研究一些科幻作品。比如,他在探索混沌过程的时候,曾经为寻找《侏罗纪公园》的英文版本跑遍了北京。除了《侏罗纪公园》,华杰还写过评价雪莱夫人作品的文章。他提出的关于1阶、2阶科普的分类方法,也很有创造性。

    清华大学的刘兵教授,也是科学文化运动中的重要人物。我认识刘兵比较晚。好像北京国际科普大会上才第一次见面。虽然见面晚,但他对科普的一些观点,我非常赞同。比如,他不断的讲,科普应该从理论上解决一些根本问题。这一点也是我多年来一直思考的问题。我们的科普研究多年来流于作品评介,层次肤浅,没有触及科学传播、认知心理等更加深层的内容,这导致了科普创作长期无法从质量上得到提高,繁荣只是一种假象。读者对多数作品并不认可。好在刘兵教授已经开始在这方面招收了研究生,期望他的研究群体将会取得更多进展。

    讲到刘兵,我还要谈谈最近刚刚读到他的《剑桥流水》一书。这是一本非常通畅的英伦游记。说它通畅,是因为行文如流水一般倾泻而下,不必象许多其他读物那样,要费力去破解拗口文字造成的阅读压力。书编得图文并茂,把在英国的所见所闻,加上历史典故,不紧不慢地娓娓道来。说者似乎无心去做什么科普,更无心做一本知识读物,但其中的科普性和知识性就那么在游历中散发出来,汇入了文字的缝隙,流入读者的心田。

    对这《剑桥流水》一书我唯独感到不满的,就是讨论科幻文学的地方太少。要知道这个世界上许多重要的科幻作品都来源于英国。科幻之父威尔斯、未来学家克拉克、人道主义者奥维尔等都是英国人。可以说科学幻想是英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部关于英伦的学术游记,没有提到这个角落,在我看来,实在是一种很大的遗憾。

    除了上面谈到的几个人,我还和很多科学文化人有过联系。比如,我曾经和江晓原教授有过通信,也和吴国盛教授有过交往。江教授的新作《年年岁岁一床书》和吴教授的《科学的历程》、《时间的观念》等都给我很深的印象。江教授参与的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研究,曾经被拍摄成电视片,我有幸观看,觉得非常有教益。他研究凡尔纳与上海徐家汇天文台的文章,也非常有趣。对于吴教授,我只讲一个故事。英国宇航协会的前主席、大科幻作家克拉克访问北京的时侯,北航科幻协会的学生们要去会他。他们四处找礼物。最后,找到的礼物竟然是吴国盛写的《科学的历程》。可见国盛在青年读者中的影响有多大。

    我不认为科学文化的提法是一种新的发明,应该说,将科学和文化共同考虑的想法,其出现可以追朔到非常久远的时代。但是,一种提法的出现和一场真正的运动之间,还是有着重要的差别。目前,这场以上述学者为核心,还有更多这里没有提到的学者卷入的运动,正在国内兴起,我由衷地希望这场运动能够取得丰硕的果实。

    我从70年代末期就接触过国内科普和科幻两个领域中的作者和编辑。在我看来,科学文化人与以往的科普工作者存在着较大的不同。首先,科学文化人喜欢将他们的领地开放,他们特别反对那种将科普局限到狭小专业中故步自封的做法,期望从更加宏观的背景上来考虑科学及其相关的事业。我认为,正是这种领域开放性和心灵的开放性,使他们的运动逐渐壮大,并感召更多志同道合者前来参加。

    其次,科学文化人对科学本身都抱有某种超越认知范畴的主观态度。多数人期望通过自己的诠释,表达出对科学的信仰,表达出对科学作为一种精神存在的无穷力量。这与许多作品干涩,得不到读者认可而最终摇身一变,成了“科学裁判员”的所谓科普作家,有着天壤之别。在科学文化人眼中,科学不是一种死板的教条,而是活生生的,永无止境向前发展的。

    第三,科学文化运动不停留在做些普及知识的表面文章上,相反,这个运动对人与科学之间关系的深层理论的关照、对哲学的关照,使科学文化运动能够从更高的层次上打开视角,整合现有的认知资源。我个人认为,在科学文化人的积极努力下,不但中国科普会得到发展,而且,整个相关的哲学领域和文化领域也将得到更新。

    第四,也是最重要的,科学文化人都是普通的人,他们对大众、特别是对青年学生具有一种无比的亲和力。和他们交往,人们常常能够学到很多东西。我就很喜欢听李大光讲他所做的科学素养调查。我还喜欢听张开逊讲的科学发明故事。我更喜欢听那些精神抖擞、干劲十足的科学记者们走南闯北后得送回的见闻和反思。

    非典病魔肆虐之后,北京电视台《科技全方位》栏目邀请我们谈节目选题。在那次会上,我碰到了有医学背景的科学文化人王一方。那次吃饭,整个饭桌全让这位文化分析家左右了。一方对东西方医学、对SARS、对医学作为一种文化的种种精辟见解,竟让我们忘掉了口中的美味。

    科学文化人真是科普的希望所在,科学文化也是新文化的希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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