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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赵致真是第一个真正把科普节目导入中国电视荧屏的人。他主持制作的《科技之光》曾是中国电视荧屏上惟一的科普节目。正是在他的不懈努力下,促进了中国电视播出结构的改变,让科学第一次在电视上有了一席之地。
20年前,当赵致真调入武汉电视台任副台长时,全国几百个电视台几乎都把科技栏目排除在外。看着各家电视台每天不厌其烦地请观众欣赏歌舞、教人们烹调、穿时装、甚至描眉画眼,赵致真觉得电视无与伦比的能量正在被浪费。
对照国外电视节目的构成,他发现了其中巨大的差别:许多国家的电视科普节目都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号称“科学立国”的日本便通过立法形式,明确规定了电视节目中科技内容必须达到的播出比例。而我们的电视节目中,这些内容几乎一片空白。
那段时间,他一边在各种公开场合及报纸上呼吁改变中国电视播出结构,一边在自己的地盘上率先干了起来。
上任不久,他抓的一件大事就是筹建科技部、创办科普栏目《科技园地》。这便是日后大名鼎鼎的《科技之光》的前身。
1986年,哈雷彗星即将回归的消息并未引起中国公众太多的注意,赵致真却认为这是值得全人类关注的大事。他亲自撰稿,并指挥摄制了专题片《欢迎你,哈雷彗星》。
许多观众正是从这部电视片中第一次听说了哈雷彗星。今天的人们已无法想像,这部片子是近乎用手工作坊的方法完成的。当时还没有电脑动画,对于一个地方电视台来说,连手绘动画都是奢侈的。赵致真就把图片从书上撕下来,贴在油墨盒上,用手慢慢旋转来表现天体运动。
1991年,赵致真以每集200元的成本,制作了少儿科普电视片《凯丽阿姨讲科学》。当时《渴望》热播,凯丽正炙手可热。赵致真心想,讲科学也可以利用明星效应嘛!他在电话里真诚表达了自己的愿望,凯丽很爽快地接受了邀请,尽管每集片酬只有40元。不知不觉这部系列片拍了100集,并在中央电视台连续播出,成为迄今为止中国科普电视片中篇幅最长的一部。
很少有人知道,赵致真的青年时代是在黑暗的矿井中度过的。1968年,他大学毕业后因父母亲曾被划为“-”,被“发配”到山西太原西山煤矿,一待便是11年。那段岁月,赵致真用自己的科学知识为矿工冲洗放大照片,安装半导体收音机,给学生制作物理和数学教具。他深深感受到,即使在最闭塞的环境里,科学仍能照亮人们的生活。
有段时间,赵致真制作的节目,受到前广电部部长艾知生的注意,并决定调他到中央电视台筹建科技部,后因种种原因未能成行。
令赵致真想不到的是,当《科技之光》即将在中国教育台开播时,竟接到上面的红头文件要求立即停播。这次他据理力争。他在一封申诉信中写道:“在我们对-录像屡禁不止,对-影碟束手无策时,却如此雷厉风行地禁科学,究竟是何道理?纵然有十二道金牌,时代已经不是南宋当年。”
这件事后来终于得到当时广电部领导的公正解决。赵致真曾调侃道,中国聪明人的代表是诸葛亮,将智慧主要用于人际间的谋略;西方聪明人的代表是牛顿、爱因斯坦,将聪明才智献身于科学。如果牛顿、爱因斯坦和诸葛亮一起共事,他们肯定早被诸葛亮气死了。
美国制作一小时科技节目要用80万到100万美元,而赵致真只能照这个标准的二百分之一投入。但即使这样,《科技之光》开办之年的各种花销仍达1200万元,正好是全台年度总收入的四分之一。
“这意味着少盖多少宿舍,少买多少汽车呀!”赵致真说。因此,从《科技之光》开办之日起,坎坷和非议就始终伴随着它。有人说这个栏目“吃武汉的饭,干全国的事,沽名钓誉”,也有人说赵台长举全台之力,不过是成全了一己兴趣而已。但赵致真的决策却得到了全台有识者和武汉市领导的支持。
1995年,中央电视台致函武汉电视台,邀请《科技之光》到中央电视台新开办的第七套卫星节目播出,至此,武汉电视台被视为“科普宣传的国家队”。《科技之光》是当时中央电视台惟一的科技节目,也是中央电视台第七套节目得以确定为科技、军事频道的基本依据。
“我们来到一间咖啡厅,站在一大排供应饮料的龙头前,如果看到每个管子都是一会儿放茶水,一会儿出牛奶,一会儿流果汁,那该多么困惑?”赵致真比喻说,“我们有经济频道、文艺频道、体育频道,毫无疑问,当然应该有个像模像样的科技频道。”
就在《科技之光》加入央视频道播出不久,赵致真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的“儒勒·凡尔纳奖”,之后,各种国内、国际大奖接踵而至。他是首位获得国际科普界最高奖项———普里莫·罗菲斯奖的中国人。
1998年,赵致真应邀出任加拿大蒙特利尔电视节评委,在下榻的酒店里,已经有过多年交往的各国科技电视制片人不约而同地问赵致真:“你们有这么棒的制作队伍,为什么中国不搞一个自己的国际科技电视节?”
这句话深深触动了他。在中国筹办自己的国际科技电视节,不仅可以用最便捷的方法,让国内科技电视界有机会以当今世界顶级水准的作品为参照系,提高行业水平,而且可以让国际社会更多地了解中国电视和中国文化。
可是,备席容易请客难。如果国际一流的科技片不来参评,最权威的人士不肯出任评委,电视节就毫无权威性可言。再说,万一出现知识产权问题,该如何向这些国际同行交代?赵致真知道,做这件事,实际是在拿国家的形象和自己的信誉做抵押。他多管齐下,一方面在国内四处游说,尽可能争取更多领导和部门的支持;另一方面利用自己多年从事科技电视积累的资源,向国际同行发出邀请。
不久,20多个国家的200多部科技片陆续抵达。武汉电视台科技部的工作人员成了海关的常客,他们取回录像带,编制目录、说明,转换制式,并进行预审。即使每天观看10部片子,也要连续工作20天。
没人否认,没有赵致真就没有北京国际科技电视节。虽然这个电视节已成功举办了三届,但赵致真始终有个隐忧:如何创造一个稳定而良好的机制,让《科技之光》这个品牌和这支队伍可持续发展,让北京国际科技电视节长盛不衰。
不再担任武汉电视台台长的赵致真,如今终于成就了他另一个梦想———科普作家。他再次拿出当初促成科学与电视结合的劲头儿,不遗余力地推动着科学与文学的联姻。
2003年,国内大型文学刊物《十月》,将赵致真的两篇科普电视文稿《追寻永乐大钟》和《守护敦煌》作为散文同期发表,接着又刊载了他的长篇科普散文《我们的灵与肉》。此后,中国科协与《十月》联手邀请笔力正健的中青年作家为有成就的优秀科学家撰写报告文学,开设了“科技工作者纪事”栏目。这在大型文学期刊中尚属首次。
去年,“文学与科学相遇的地方”专题研讨会在京举行。赵致真在会上说:“今天为时代定调的东西是科学……面对一个几乎被科学完全‘翻新’了的世界,文学将如何好自为之呢……文学不知道科学在做什么的怪现状看来需要起一点变化。”《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了这篇发言。
赵致真多年的同事和助手王亚非评价说:“赵致真站在科学与文学的交叉点上,并能在这两大领域之间自由往返。”
出身文学世家的赵致真,1967年从武汉大学中文系毕业。青年时期他从事过专业创作,练就了文学功底。巍巍黄鹤楼上千年吉祥钟的铭文便是他的手笔。
赵致真家的书房墙上,挂一幅范仲淹28世嫡孙范敬宜亲笔书写的《岳阳楼记》。据说一次开会进餐时,赵致真乘着兴致一口气滚滚滔滔背下来《岳阳楼记》后,同桌的范敬宜惊喜之下,专门为他书赠留念。
邪教-在某些外国势力的支持下,在美国状告赵致真先生。2004年夏天,赵致真先生接到美国康涅狄格州联邦法庭送来的法律文书,-及其某些顽固弟子将其告上了法庭,并且在其控制的“-”、“明慧网”和“-电视台”等媒体上大量散布谣言和谬论,污蔑赵有“舆论打手”、“煽动仇恨”、“教唆酷刑”、“群体灭绝”等莫须有的罪名。赵致真作为媒体的领导,曾经组织下属人员揭露-的邪教本质,是功德无量的好事,得到了中央电视台和国际著名魔术师兰迪以及国际新闻界许多同行的赞许和支持。为此,赵致真去年12约30日发出陈述性声明:《真理可以被伤害但不会被蒙蔽》,并把电视片《-其人其事》及文字稿一起送交美国法庭,要求保护新闻和言论自由。美国法庭将采取什么行动,我们拭目以待。
不论是何祚庥、方舟子、司马南还是郭正谊,这些有勇气揭露伪科学的勇士不是官司缠身,就是由于某些媒体的歪曲报道,错误地引导公众,遭致误解。科学发展到今天,学科越分越细、研究越来越深,就科学知识本身而言,已经远远地跑在了公众理解力的前面。而目前的信息-社会,公众接受海量的信息,很难作出理性和科学的判断,这就给一些伪科学和邪教留下了生存空间,各种管理体制上的弊端客观上又助长了伪科学和邪教的滋长。
出于社会责任感和科学良知的自发的社会公益活动,为什么其领军人物总要承受来自其对手和公众方面的双重压力呢?
海德格尔曾说:人,诗意地栖居,我们更呼唤:人,理性地生活。
科学已经让我们的生活发生了如此翻天地覆的改变,虽然由于人类的滥用和误用为我们的生活、环境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但是科学本身没有过错,过错的是人类。
人类的错误需要人类来纠正,所造成的恶果只有依靠科学技术才可能会消除。
爱惜科学吧,尊重和保护这些科学的守望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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