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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紧急调集材料，最终才搞清楚，原来是这样一个故事。
1999年，他们帮助北京某企业在河北转让一项冶金技术，按照合同规定，试车前要付清全部技术转让费5万元。但是试车之前，对方仅付3万元，剩下的2万元拒不支付，于是，这个研究院就理所当然地没有派人参加试车。在没有科技人员现场指导的情况下，对方强行试车，结果生产出的产品不合格。于是一纸诉状，将研究院告上了法庭，要求索赔200万元。“官司打得好辛苦”，当时该院负责法制工作的张副主任说。他告诉记者，这个官司整整打了一年多，先后四次开庭，最后我们还是胜诉了。听到这个消息，记者很为他们高兴，可是张副主任说：“我们高兴不起来。”“为什么？”记者问。张副主任感慨万千，他说：“一项非常成熟的成果，是经过我们科技人员几年甚至十几年才研制出来的，且不管它的价值有多高，既然合同规定5万元，就应该按合同办事，一个企业再困难也不会在乎区区2万元。现在请客吃饭，一顿下来就要上千、上万。2万元也就是几顿饭钱，可这项成果，却是我们科技人员呕心沥血，几度春秋，用心血换来的，知识的价值在哪里？”“还有更难堪的事呢。”张副主任介绍说：“这场官司律师代理费是16万元，这就是说，我们这项成果，不仅一分钱没有挣到，还白白赔了13万元，搭进去的人力、精力、时间还没有计算在内，这不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嘛！”
故事之三：赵高工是某军工项目的负责人，在一次招标中，他们中标了某项关键材料的研制工作。但是他们中标的这个材料还必须从外面购买一些原材料，再经过深加工后方可使用。于是他们就将加工的任务转交给北京的一个企业去做。但是，这个企业生产的产品60％不合格。一开始，赵高工认为都是老朋友了，口头提醒他们一下就可以了，谁知对方根本不予理睬，在几次交涉和退货之后仍无改进的情况下，就没有给他们付款。于是对方就把他们告到法庭。最后这个官司赵高工他们还是打赢了，可是军工生产任务的进度却受到很大影响。
故事讲完了。在这些故事的背后，存在着迷茫和困惑，也存在着阴影和思索。
几天之后记者带着这些故事，采访了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他们也遇到了很多类似的问题，目前，正在对科技人员进行强化法制观念方面的教育。
接受采访人员：屠海宁，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院长。姚建明，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副院长。张国承，中国工程院院士。郭恒平，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院务部主任
姚建明：长期以来，在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下，科研院所的任务由上面下达，产品由上面销售，资金由上面拨款。我们只要按照上面的计划安排，让干什么就干什么，科技人员和单位之间都是计划经济的关系，涉及不到法律问题。随着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入，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市场经济新体制。在这种体制下，一切都围绕着市场转，课题要从市场找，产品要到市场销，资金要到市场挣，新的体制把科研院所和科技人员完全推向了市场。这样一来，法律观念、法律手段、法律经营等这些新概念，成为我们科技和管理人员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之一。院所改制大致经过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压缩科研经费，实行课题承包。这一阶段，研究人员大量进入市场，法律意识很淡薄，出现了不少纠纷。当时只要拿回钱来就行，不管是10万、8万，有钱进来就是收入。很少有人去考虑知识产权、知识价值，更没有人考虑到这些成果、项目在单位的法制责任。第二、三阶段是把研究课题相对集中，发挥团队优势；到后来将院所改制为企业，向集团化方向发展。这样原来的研究所、研究室或者一个研究领域变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实体。科技人员与地方打交道的机会越来越多，遇到的法律问题也越来越多，于是，市场经济的发展逼迫着科技人员逐步向法制化管理方向迈进。我们是第一生产力，地位很高，责任也很大。如果不重视法律责任，自身受到损失不说，还会给国家带来不良影响。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我们院在签订合同的时候，一定要让法律顾问参与，要有五、六个人签字。有人不理解，认为太烦琐。我认为，改革开放已经20多年了，各项制度已进行了多项修改，特别是院所转制为企业后，原来的一套管理办法已经远远不适应新体制的要求，如果还墨守成规，不求思进，到了法庭还不知道自己是怎样变成被告的。
郭恒平：科研院所改制为企业后，面对的是市场，现在我们很多科技人员还不知道如何去面对。很多人还是拿过去计划经济的那一套去看待和处理问题，往往会出问题。我们有一些人往往认为，挣点钱不容易，现在人家肯给钱了，还不上赶着跟人家签合同。当然，合同要签。但关键是合同怎样签。合同的签订是一门科学，要很好的学习。如果合同签订的好，别人告我们，我们也可以告别人。现在是法制社会，以法律为武器解决纠纷是很正常的事，因此一定要签好合同，要请律师把关。首先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了，同时也不能给别人留有余地。有些事情防不胜防，稍不注意就会被别人抓住了，不定在什么时候就会被别人告一家伙，即便打赢了官司，也挺恶心的。
张国承院士没有参加座谈，但是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他说，听了几个案例的介绍很有感触，我从事科学研究几十年，这样的事情也遇到过不少。就拿张教授转让技术的案例来说，他辛辛苦苦几十年，研制出这样好的科研成果，如果在国外，这项成果至少可以卖几百万美元，可是他不愿意卖给外国人。但是，技术转让费仅仅200万元，太低了。即便如此，对方还是没有给足，四五十万元就把一位老科学家近半生的心血给打发了，很让人痛心。我们常说，要尊重知识，要尊重人才，像这样的事情，知识分子的价值如何体现？我们一些老的知识分子，脸皮的确很薄，很熟的关系，又是长期合作的伙伴，怎么好意思去告他，一旦把关系闹翻了，今后还怎么合作，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成果白白流失。有些人曾经对我说，有技术也不要转让，还是自己搞。我希望那些转让技术的企业家们，一定要尊重知识，尊重科学家的发明创造，要实事求是地评价他们的发明成果，一旦和约签订就要严格按照合同办事，千万不要在需要技术的时候，磕头作揖，一旦成果到手就翻脸不认人，这不仅是个法律问题，也是道德问题。另一方面，科技成果的持有者，在选择合作伙伴的时候，一定要小心谨慎，反复论证，对这个企业有了充分的了解后再做决定。下一步就是签订合同了，签订合同是一门科学，要学深学透，既要考虑到对方的利益，也要考虑到自身的保护，最近很多单位在签订合同的时候，邀请律师参与，这样很好。当然，政府也应该在这方面做些工作，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从法律条文上就应该体现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来。我们国家的改革开放已经20年了，科研院所的大门已经陆陆续续向社会打开了，人们看到这里是一块宝地，有很多好的科技成果，因此纷纷前来求宝，经济合同非常活跃，在这种形势下，如果再不加强技术合同的管理就不行了。
屠院长正在开会但还是接受了采访。他说，我们科研院所长期以来习惯了与自然科学打交道，很少考虑与人打交道。我们很少接触市场，更少接触官司。改革开放以后，科研院所的大门打开了，科技人员走向了社会，走向了市场，那么除了自然科学以外，我们接触更多的是社会科学，是人。我们每天与不同的企业打交道，每天接触不同的人，经常有一些法律上的问题，莫名其妙地给我们带来烦恼。没有法制观念，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没有办法活下来。在这方面我们有沉痛的教训。
中国加入WTO的日期已近，我们所面临的市场已不仅仅是中国，而是整个世界，进入世界的中国，面临的法律问题将会更突出。屠院长讲了一个故事：那一年，他到美国访问，在中小企业家座谈会上他问：“中国加入WTO，你们最忧虑的是什么？”他们说：“是对知识产权的保护问题，你们的模仿能力太强了。我们的成果进入中国之后，要不了多久，就被仿制了。”
屠院长说，外国人不怕中国的市场，却害怕中国的法律，他们不是害怕法律的严肃，而是怕法律不规范，这不能不说是对我们的一种期待。中国加入WTO后，外国要进来，中国要出去，这里面既有产品也有企业，高科技的运作、资本的运作都离不开法律，如果我们的法律体系不健全，法律程序不规范，很难保证不吃亏。国外很多企业的合同是由律师签订的，厚厚的合同书全部用法律语言，有些话虽然不好听，可把丑话都说在前头了，执行起来很严肃，合作起来很愉快，双方都严格按照合同办事，没有扯皮，没有纠纷，一旦出现问题，对不起，法庭见。这里面没有什么面子不面子的问题。
屠院长最后指出，为适应转制变轨和加入WTO的需要，我们必须要加强法制教育，提高科技人员的法制观念，过去科技人员重视报奖，不重视产权，在签订合同的时候，缺乏防范与警惕，这样产权社会很容易受冲击，因此要强化这方面的教育，搞科技的是法盲不行。另外，目前我国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制观念还不够强，法制体系也不够健全，目前尚没有合适的法律去规范它，很多技术人员不愿意把成果转让出去，宁可自己干，就是怕专利得不到保护。因此要强化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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