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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公众科学素养调查新闻发布会公布的调查结果为，2005年浙江省公众具备基本科学素质的比例为2.55%。专家还指出，就这一数据来看，浙江要打造学习型社会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还有调查说，在日本，每两个公民中，就有1个参观过科普场馆。在中国大陆，没有参观过科技馆和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公众达86％，没有参观过科技展览的达81％，没有去过公共图书馆的比例达73％，没有参观过动物园和植物园的达68％。更荒唐的是，北京新建的一所智能大厦正面有一张爱因斯坦的巨幅画像，某电视台在大厦前随机采访路人，能认出爱因斯坦的竟然寥寥无几，有人还将他当成肯德基的创始人山德士上校。
公众科学素养不高，有多方面的原因，比如受到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文化因素的影响、科学知识传播系统不完整等等。但也应该认识到，许多媒体对科技报道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科技报道本身也存在某些不良倾向，在提高国民科学素养方面发挥作用仍属有限，也是制约公众科学素养提高的一个重要因素。
1.科技报道没有受到足够重视
在许多媒体的内容结构设置中，科技报道仍属于“弱势群体”，没有专职的科技记者，没有固定的版面、栏目时段，一些重大科技信息得不到充分的报道。
据报道，美国电视台的科技节目，平均占总节目量的20％，日本占15％，而中国仅占6％。
2004年，以色列沃尔夫基金会宣布，该年度沃尔夫农业奖由我国农业科学家袁隆平与美国康奈尔大学的塔克斯莱分享，以表彰他们“对杂交水稻所做出的开创性研究和发现杂交优势的基因原理”。沃尔夫奖是具有极高学术声望的多学科国际奖，有中国科学家获此殊荣，国内媒体理应大加报道才是。但是除了《湖南日报》次日刊发了一则不到300字的短讯外，国内主要媒体普遍反应迟钝。
今年上半年，《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发布，为制定此次纲要，有关部门采用招标的方式，先后动员了近200名专家学者，确定了来自北京大学等11个研究机构的21个研究团队承担研究任务，进行了为期9个月的调查研究。所有课题都双管齐下，由两个课题组并行研究。这是国内公民科学素质建设首次大规模的集中研究，旨在为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的制定提供理论基础。但是纲要公布后，波澜不兴，有报纸评论说：一向闻风而动的各路媒体对此都没有什么太多的报道。“在全国科技大会余热未消……‘两会’内外又都在热议科学技术创新、对‘建设创新型国家’充满热望的氛围中，为什么这个十分重要的‘行动纲要’竟像坐了冷板凳无声无息，岂非咄咄怪事！”
2.科技报道存在明显的娱乐化倾向
科学不是什么神秘的消遣性话题，而是一门理性、严肃的学问。科技报道也应是讲求科学精神的“范本”，严肃求实，是其核心品质。但另一方面，科技报道同时也要求通俗易懂，让受众喜闻乐见。在调整严肃与通俗的关系上，有些媒体不能恰当地把握其中的界限，科技报道出现娱乐化倾向。尤其在目前都市类媒体娱乐化潮流下，这个问题更显严重。
以前段时间“神六”成功发射所引发的新闻大战为例，媒体大多从-视角展开报道，以国家进步和民族信心为关键话语。也有些媒体，运用了娱乐报道的手法，展开一场“造星运动”，他们拿出“追星”的功夫，深入挖掘航天员的个人资料，不厌其烦地报道两位航天员的个人经历、趣味爱好、生活细节，甚至追踪到他们的家属和家乡。“神六”上天固然值得中国人大事庆祝，费俊龙和聂海胜两位航天员当然值得赞扬，但这些远不是“神六”带给中国的全部。除了欢呼和“追星”外，媒体应该更多地介绍“神六”的科技意义、经济价值和对普通百姓生活的影响，这样才能使公众的新闻热情延伸至对科学奥秘的探索，让更多人理解中国为什么在并不富裕的条件下大力发展航天事业。
前不久，霍金来华访问，并发表演讲，英国著名网上杂志《刺》感叹中国媒体反应冷淡。但霍金访问期间，开玩笑地说了句“喜欢中国的女孩子”，却一下子被各种媒体大炒特炒。这也反映了我们许多媒体在新闻价值选择倾向上的偏颇。
2003年“公众科学素养调查”课题组副执行组长、中科院研究生院社会科学系教授李大光说，目前许多媒体的科学报道通常的模式是：“一个地方闹鬼，经过一番调查，发现不是鬼”。他说，这不是纯粹的科学节目，而是介于娱乐和科学文化之间。但遗憾的是，这种哗众取宠的报道在各媒体却此起彼伏，某地发现外星人踪迹、某人的皮肤上长字、某奇人蒙眼识字等荒唐的“揭秘”报道不断出现，不得不令人怀疑，会不会是媒体太过热心，引发了愈来愈多的“闹鬼”故事。
3．伪科技报道、宣传迷信的报道仍有一席之地
在科技报道领域，有的媒体也愈来愈浮躁，一些缺乏科学修养和理性判断的媒体工作者热衷于用“神秘现象”、“一夜成名”等传奇性娱乐性的“新闻”来吸引“眼球”。从无中生有的“水变油”，到夸大其辞的“基因皇后”；从肆意炒作的“纳米”，到遍地开花的“国内首创”、“国际一流”，这类与科学精神相悖的不正常现象，都曾被新闻媒体，包括在全国具有相当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媒体“充分肯定”，大唱赞歌。正如萨根在《魔鬼出没的世界》中所指出:“落后的科学普及所放弃的发展空间，很快就会被伪科学所占领”。直到最近，还有一些媒体大力鼓吹什么“风水学”，为“永动机”、“生物全息”翻案。
传统的算命看相等迷信活动在如今的媒体报道中基本消失了，但“洋迷信”却悄然兴起。2005年初《中国少年报》第8版上刊出了《2005年12星座开运走》，“知心姐姐”写了前言：“小伙伴们，你想知道你今年的学习情况，师生关系和身体状况吗？只要你知道自己的生日，找到对应的星座就OK啦！”孩子们找到相应的星座就知道今年的学运怎样，哪些老师对你好，哪些老师对你不好。荒唐的文章出现在有全国影响的少年儿童报纸上，影响更加恶劣。除了传统媒体，互联网站上的星座运程更是五花八门、头头是道、甚嚣尘上。在去年年初举行的广州科普论坛上，一份调查披露了一组让人震撼的数字：在中国，每2人中有1人迷信求签，每4人中有1人迷信星座，每5人中有1人迷信周公解梦。这和我们媒体自觉不自觉的推动，恐怕不无关系吧。
就国民科学素养而言，我们还处于公众理解科学的初级阶段，电视、广播、报刊等大众媒体在提高国民科学素养中所起的作用也越来越引起各界关注。对媒体来说，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改进科技报道。
1.建设一支高素质的科技新闻工作者队伍
与其他专业记者，如体育、娱乐新闻记者相比，我国科技记者呈结构性缺失状态，不仅数量不多，而且职业水平不高，体现在媒体上的栏目板块也不多。国外媒体在这方面的做法可以给我们不少启示。如美国《波士顿环球报》有一个专门的科学部，旗下有十多位记者。《纽约时报》科学部的记者人数比《波士顿环球报》还要多，该报每周固定推出8个版面的科技和健康专刊《科学时报》，不仅介绍最新科技进展和发现、健康常识，而且刊登对知名专家的访谈，堪称代表了美国主流媒体科技报道的最高水准。英国的BBC4频道有一个名为“今夜星光”的科学节目，从二战后开播一直持续到现在，主持人叫派崔克·莫尔（PatrickMore），从年轻时一直干到80多岁，就在那里讲天文知识，收视率极高。
近年来，我国部分媒体也逐渐尝试推出科普版面，改进科普报道。比如中央电视台的“科学探索”频道，收视率逐步上升；《中国青年报》每周三的“探索”专版，也因为活泼生动信息量大，受到许多读者的欢迎。这些成功的例子都说明，媒体的科技报道、科学信息传播完全可以搞得有声有色，完全可以成为吸引受众的重要板块。
2．进一步探索大众媒体与科学界的联系合作
一位老科技记者曾感叹道：“我做了一辈子新闻工作，有近30年是在与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打交道。在漫长的记者生涯中，有欢乐，也有苦恼，其中之一就是真科学家的矜持与假科学家的张扬所带来的困扰”。这的确是非常现实的矛盾。在科学界，许多学者宁愿埋首于实验室，而不愿意面对媒体记者。也有些频频在媒体露脸的科学工作者，存在浮躁浮夸之风，在科学界名声并不太好。要保证科技新闻的科学性、权威性，必须扩大媒体的联系面，警惕科学界中的“媒体明星”现象。上世纪80年代，美国在三哩岛核泄漏事件后成立了科学家大众信息服务社，其主要职能就是沟通科学家与传媒间的关系。该社新闻资料部已累计为数万名科学家建立了档案库，以便大众传媒在涉及科技知识背景和制作科普节目时，能够迅速方便地得到科学界的有效帮助。随后，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的传媒界也陆续建立了类似的组织。这样的做法值得我们借鉴，大众媒体和科学界的其他联系合作方式也值得进一步研究探讨。
3．科技报道应是准确性和贴近性的统一
严谨是科技新闻的灵魂。科技新闻报道的内容，包括概念、原理，以及程度表述、意义评价等都应该准确无误，与事实相符；在对新研究结果的热情和不过度炒作之间寻找平衡；不能把一般科技成果说成是世界级难题、具有国际先进水平，或是把应用前景说成即可实现的事实，这都是科技新闻工作者必须遵循的守则。
现代生活中的科技含量越来越高，新闻报道中传播科学知识、普及科学教育的机会也越来越多。对于媒体来说，一方面是增强科技报道意识，另一方面也应以严肃、严谨的态度报道，避免恶意炒作。比如说圆明园防渗工程、苏丹红事件、艾滋病临床疫苗实验、转基因食品，以及环境污染与健康的关系等新闻，都可以从传播科学的角度加以报道，或者在报道新闻事件的同时，通过专家访谈、背景资料等形式在科学知识方面延伸拓展，这不但是提高报道水平，让报道更客观、更公正的有效环节，同时也是启发民智、稳定民心的重要手段。（注：作者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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