慎言大科学<%=id%>

　　在《自然》杂志中文版特别增刊上，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所长、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蒲慕明从生命科学的角度探讨了“大科学”和“小科学”的利弊。
　　他说，现在西方和东方都在刮“大科学”之风，大量的研究经费投入到了基因组学、蛋白质组学等计划上。中国的“大科学”方式正好符合了中国一向以“由上而下”方式进行科研规划和运行的习惯，部分决策者也认为“大科学”代表着未来科学发展的趋势，不少科学家都在忙着撰写经费达几亿、甚至几十亿的“大项目申请书”。一个发展中国家是否应该强调“大科学”?这个问题在目前的中国尤其重要，因为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正在紧锣密鼓地制定当中。
　　
　　“大科学”的功与过
　　
　　蒲慕明将“大科学”定义为由少数*域科学领导人物，以“由上而下”方式组织起来、需要大量科研经费、包含众多实验室和科研人员的计划。“小科学”则是由个别科学家发起，只有一个或几个实验室参加，并经过有竞争的同行评审的项目。在中国，“大科学”的运作类似于“计划经济”，而“小科学”更像“市场经济”。
　　“抗癌战争”和“人类基因计划”是历史上著名的“大科学”项目。1971年，美国总统尼克松提出“抗癌战争”的大计划，宣称要在1976年战胜癌症，但在30多年后的今天，癌症仍然是严重威胁人类生命的顽疾。
　　与“抗癌战争”相比，人类基因组计划则是极为成功的例子。因为基因组计划是以技术为主，它对科学的主要贡献是提供了大量的有助于许多实验室进行科研的新信息，而不是直接解决了科学问题。
　　蒲慕明认为，一个成功的大科学计划应具备以下特征：首先，它有一个非常明确而且肯定可以完成的目标；第二，它是由科学家自发组织并得到该领域科学家普遍支持的；第三，启动项目的时机已经成熟。一个值得政府支持的大科学项目不但要符合政府政策的需要，还应通过科学家们的组织与评估。
　　
　　“小科学”的重要性
　　
　　人类基因组计划的成功使许多科学家和政府官员认为，未来生命科学的进展将主要依靠对生物问题的大规模攻关，甚至还认为由假设推动的研究已经结束，只要用高通量的技术得到所有信息，各种信息都会对号入座，所有难题也会迎刃而解。然而历史事实是，绝大多数生命科学领域的主要突破都是由个别科学家的“小科学”研究所创造的，如DNA双螺旋结构、遗传密码等主要技术的发展。
　　科学是不易预测的。小实验室可使科学工作者更有效地交流，更利于激发创造性的思想、开展创新性的实验，解决理论和技术上的难题，而当一大群科学家参与一个大项目时，这些都将消失殆尽。更为重要的是，小实验室还提供了培养年轻科学家所需要的导师与学生间的紧密关系，这种关系可达到彼得·梅达沃所说的“探索解决问题的艺术”。
　　蒲慕明说，“小科学”实验室是重大科研进展出现的主要场所，是培养下一代科学家的最好环境。他建议更多的资源应该给予高质量的小实验室，以用来培养新一代的科学家。
　　“大科学”的风险
　　中国最近出现的“大科学”热潮引起了许多中国科学家的关注。蒲慕明认为大项目本身是有风险的，必须有细致的规划，并能保证在特定领域内有足够的训练有素的研究人员来进行这些大项目。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大计划所使用的巨额资源将造成小型研究的萎缩，对整个科学界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
　　大科学计划常常强调生物技术大型平台研究的重要性，但是，在开发尖端技术方面中国需要有自己强大的基础生物学实验室，否则只能花巨资购买国外现成的平台；而且，也应该在有许多实验室能够共享使用这些技术平台时才大量引进，否则就是巨大的资源浪费。令人痛心的是，部分中国科学家认为，既然政府愿意投资，大量的研究经费不用白不用。
　　一个简单的经济账可以说明问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现在年预算约为20亿元人民币，其中五分之一投入生命科学领域，而一项正在拟议中的中长期科研规划的项目，预算可能高达100亿元，即使这一项目资助延续15年，每年的投资额也大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每年对整个生命科学领域的投资。
　　蒲慕明说，从整个国家现在对于自然科学研究的总投入来看，将大部分资金投入到少数大项目中是不合理的。
　　
　　基础科学尚乏应有重视
　　
　　中国的科学政策制定者与管理者有一种普遍的态度，即将科学和技术看作是一回事，用同一种方式来策划、管理科学计划与工程计划。以生物医学为例，针对疾病的项目被认为只要动员科学家用完善的策略，去直接解决相关问题就能实现目标，然而，认识正常生物现象、病态的规律和开发治疗疾病的手段是有着明确区别的。
　　英国科学家马克斯·佩鲁茨说过，“科学上的创新是不能够组织的，从上而下的指引将抹杀创新。”科学的发现必须靠政府的支持，但是科研进展的方向和内容是很难计划的。但是，在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所设定的20个专题中，只有一个是关于基础科学研究的，这反映了政府对基础科学缺乏应有的重视。
　　部分政府高级顾问认为，既然中国的基础科学落后于西方很多，提高基础科学水平又那么困难，因此从经济的角度考虑应该将资源集中到应用科学和与发展社会需求有关的技术上，基础科学应置于次要地位，而且基础科学的研究成果是全世界可以共享的。
　　蒲慕明认为这种看法是一种短视和误导，中国未来技术发展的瓶颈是墓础科学的薄弱。在一个日益讲求原创性和知识产权的时代，与发达国家共享基础科学研究成果将会是极为昂贵和低效的，当中国正在一步步进入小康社会时，科学不应该只被功利性地看作技术和社会福利的工具；科学文化要生根结果，基础科学研究可提供最富饶的土壤，小型科学实验室可提供最适宜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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