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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大英百科全书》与《世界科技发明史》等史籍记载;1882年俄国著名机械师、发明家莫扎伊斯基发明了世界上第一架载人飞行器,中外不少著名专家、学者也持此说,我国读者似乎对此亦深信不疑。其实,最早发明载人飞行器的理应是中国人。
笔者在偶读史籍中所知,在明、清时期至少有四位发明家,经过苦心钻研,曾成功地发明过载人上天邀游的飞行器,在时间上要比俄国人发明载人飞行器早得多。
据清代著名学者、官居浙江候补盐大使毛样麟撰《墨余录》卷之九《巧匠》篇记载;元顺帝至正年间 (1341—1367),平江漆工王某,有巧思,能造奇器,曾制造一架“飞车”,两旁有翼,内设机轮,转动则升降自如,上面装置一袋,随风所向,启口吸之,使风力自后而前,鼓翼如挂帆,度山越岭,轻若飞燕,一时可行四百里,愈高飞速愈快。实令观者为之惊叹“真奇制也”。
另据明代著名文学家、“娄东三风”之一、官居浙江右参政陆容 (1436—1494)著《菽园杂记》记载:明代成化二十二年(1486)8月12日正午天宇澄霁,皎无纤云。松江城廓之人,见空中一飞舟,从东向西飞行,转而折向东去,最后徐徐盘旋,降落在一座楼上。当时引起一片欢腾,观者塞道。更奇特的这“飞舟”的材料是“茭草所结”,十分轻盈,内部结构,无人知晓。驾驭“飞舟”为何许人,不得而知,观者为之传为奇闻,轰动松江城。
又据《吴县志》·《香山小志》记载:清初(1644—1661)吴县能工巧匠徐正明,从少年时就“性敏,志专一”,他设计、制造的车辆,灵巧牢固,在乡里颇有声誉。吴县是江南鱼米之乡,地处太湖之滨,河湖港汊,纵横交错,交通不便。有一天,徐正明偶读古代典籍西汉著名学者戴德编篡《山海经》,从中得到启迪,立志制造一架“飞车”飞越湖渠港汊,方便交通。徐正明潜心钻研“飞车”,经过一年苦思冥想,完成了“飞车”的设计草图。但由于“家故贫,无担石储”,他只好边打短工,边造“飞车”,经过十年锲而不舍的苦心钻研,终于制造出一架“栲栲椅式”的“飞车”。其构思精绝,“下有机关,齿牙错合”,“人坐椅中,以两足击板,上下之机,转风旋疾,驰而去”,“离地尺余,飞渡港汊”,令乡人为之叹绝。徐正明制造的“飞车”试飞成功后,决心进一步改进,提高飞行高度。但是徐家贫困日甚,“妻、子啼号”,孤身无援,徐正明终于在贫病交加、生活重压下“不幸早殁”。遗憾的是,徐妻因丈夫将毕业心血花在“飞车”的研制上,落得个“饿填沟壑”的悲剧,不禁伤心落泪,人都“走”了,还要“飞车”何用,竟将它“斧斫火燎”化为灰烬了。
再据清光绪十五年(1889)夏五月刊本《湘潭县图志十二篇》、《湘潭县志》卷八之五记载;清嘉庆、道光年间(1796— 1851),当地有个年轻人叫石甘四,“有技勇举三百斤,能巧思造奇器,尝读《蜀志》,见木中流马法,曰:‘此易耳’。遂为木人,执器左右;供使令”。继后,“又以鹅毛作床如乌翅,坐则腾上二十丈,横行五里许”。其时“西夷轻气学未传,甘四以重力升之”,实在可与《天方夜潭》中神奇魔毯相媲美,可悲的是,那时正是清王朝血腥镇压白莲教后不久。相传白莲教是能造纸人纸马的“旁门左道”。于是乡里中顽固派就乘机污蔑石甘四制造木机器人与“飞床”是属于白莲教“邪术”。石甘四为免受无妄之灾,遵母命“乃毁诸器”。石甘四的智慧与创新就这样被封建势力无情地扼杀了。
可叹的是上述关于载人飞行器的发明与创新,由于明、清封建王朝的黑暗与腐败及社会意识的局限,人们未能重视这些科技上的发明与创新。即使著名文学家、学者们也只是把这当成一种“巧工奇器”轶闻写进笔记丛书中或发出一些感叹罢了。其实中华民族是勤劳勇敢、智慧过人、富于创造的民族,我国古代科学技术水平当时远远领先于世界各国。只是我国在列强入侵陷于半封建、半殖民地后,科学技术水平的发展受到严重挫折。上述四架载人飞行器的发明就是我国古代科技发明成果之一。而欧洲制造出的第一架载人飞行器,比我国平江漆工王某发明的“两旁有翼,内设机轮”的载人飞行器要晚六百年。为此,清代著名学者朱作霖曾感叹地指出:“近世巧工奇器,独称泰西,孰知见诸杂识者,中朝早已有之。”其意是说近代以来,一提到巧工奇器的发明,往往是“言必称欧美”,殊不知中国早已都有记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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