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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家要提高搞原始性创新的自信心。在近现代,我们的基础研究还要借助一些现代化的实验工具,借助新的科学观察手段。“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我们搞基础研究如果总是靠购买国外现成的先进仪器,这样只能做一些与国外类似的研究。
路甬祥说,现在科技界一些人持有“基础研究不能预见”的观点,我认为,对“基础研究不能预见”也不能加以绝对化。从经济、社会与科技自身的发展进程看,在历史的每一个发展阶段,基础研究都会出现新的需要重点开辟与突破的研究领域与方向,如在上个世纪头二三十年代,随着普朗克提出正常光谱的能量分布定律的理论,后来又经爱因斯坦、波尔、薛定谔等众多科学家的努力,形成了一种完整的量子力学理论体系,世界各国的科学家对原子及其内部结构产生了浓郁的兴趣,倾注了许多研究的心血。上世纪50年代以后,随着双螺旋、遗传密码的发现,加上对人类疾病与健康的高度重视,人们就开始对生命发育与分子机理的研究,形成现代生命科学的热点。
谈到我国的基础研究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话题,路甬祥说,物质结构与相关作用、生命本质及其演化、认知与脑科学、宇宙探索研究等,是基础研究中四大永恒的主题。我们的基础研究选题要侧重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一是要选择科学意义重大的方向,一旦取得根本性的突破,就可能对社会和经济发展带来巨大推动;二是在某些学科领域里意义重大,而且我国在该学科领域里已经拥有一定优势和基础的学科领域;三是还要考虑到一些科学研究的交叉前沿领域,建立起共同的技术平台和测试手段。四要根据我们目前的实际国力来选择研究课题,有些选题应该现在就立即着手去做,有些则可以暂缓一步再做。
谈到搞好基础研究必须具备的条件,路甬祥认为,首先要建立一个好的从事基础研究的政策环境,二是要有优秀的人才队伍和基地,三是要有相对稳定必要的研究投入,四是要建立科学的评价体系,五是要加强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
据路甬祥透露,中国科学院对基础研究课题要鼓励原始创新,改革评价体系,坚持论文的质量重于数量;要适当放长对基础研究评价的年限,由现在的两年一评改为4年一评,同时,还要在政策上提倡与鼓励基础研究中的交流与协作精神,鼓励科学家开展跨学科、跨部门的合作和国际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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