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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仿国外。如果是应用研究,则首先要看工作的应用价值如何。“应该看到,和国外相比,我国在科学技术上空白很多,有的意义不大,有的并不适合我国需要,这些都不值得去填补。在这些问题上大做文章,并在报刊杂志上广为宣传,只能贻笑大方,并错误地把我国有限的科技力量引向不问工作意义、只片面追求‘填补空白’的错误方向。”
邹承鲁再三强调,从事科研工作的人必须坚持严谨踏实的工作作风,不能“赶时髦”,更不能急功近利。他说,科学研究成果,特别是基础研究成果,往往要经过不同实验室和不同作者的反复验证才能予以肯定。它的重要性,特别是它对科学长远发展的全部意义,更需要时间考验,经过国际同行在各自工作中的引用和发展,才能给以恰如其分的评价。“科研成果只有发表在《科学》和《自然》等权威科学杂志上才能表明国际同行的认可。到目前为止还没听说哪位科学家是根据发表在《纽约时报》或《泰晤士报》上的科研成果而获得诺贝尔奖的。”
邹承鲁说,大众期盼中国获得诺贝尔科学奖的急迫心情可以理解,但也应看到,虽然我国科研事业蓬勃发展,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科研事业仍然处于“积累期”,因此我们更应鼓励和倡导科学家在各自领域脚踏实地地工作。
邹承鲁还指出,即便是有一位中国本土科学家获得诺贝尔科学奖,也不意味着中国基础研究水平全面实现了实质性的飞跃,因为成果的取得和得奖有一定的偶然因素。关键在于经过努力,中国是否已经拥有培育出诺贝尔科学奖级的成果和科学家的“土壤”。
他认为,诺贝尔科学奖不应是衡量中国基础研究水平和成绩的唯一标准。中国有中国的国情,是否为中国经济建设和社会长远发展作出重大贡献是衡量中国基础研究的一条不可忽视的标准。
他指出,拥有世界五分之一人口、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其基础研究在21世纪的更高目标应是取得突破性的重大科研成果、培育出世界级科学大师,大力推动全人类科技、经济和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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