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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这样的情况,杨雄里分析道:对于基础研究的支持力度,基本上是由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近10多年来,虽然国家加大了这方面的投入,开展了一些全国性的重大项目,但我国目前的经济实力还不能给予基础研究以更高强度的支持,这种情况一时难以改变。基础研究以阐明自然规律为主要任务,它的重大发现对社会进步的推动难以估量,但不太可能立刻转化为生产力。现在基础研究科学家们受到“经济效益”、“解决重大实际问题”方面的压力太大,难以静下心来潜心研究。杨雄里认为,自然科学的基础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法预设目标的,否则科学家就变成“预言家”了。只有在有关方面对可能产生突破性成果的基础研究投入经费,而科学家们又有勇气投入精力和时间,埋头苦干,这时才有可能出现重大的发现。
杨雄里还谈到科学界本身的浮躁问题。现在经常可以看到,一些研究人员在某一方面发表几篇论文就觉得了不起,动不动就号称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成果鉴定会上的鉴定人员也常常觉得不冠以这样的字眼就对不起被鉴定者。他说,“国际领先”是个大字眼,打一个形象的比喻,就好像是引导万马奔腾的“头马”,试问有几家实验室能达到这样的水平?近年来,不少实验室在国际公认的权威学术杂志上发表了一些优秀的论文,参与了国际学术竞争,在国际学术界有了“一席之地”,但这“一席”是有前后之分的,动不动就因此而宣称什么“世界范围内的重大突破”,那只能被学术界贻笑大方。
杨雄里认为,自然科学发展到今天,单项发现被公认为重大成果的时代已经过去,国际上的重大奖项多是授予既有开创性,又有系统性的研究成果。如果说开创性研究尚有偶然机遇的因素,那么要使研究成系统无疑需要长年的辛勤耕耘。科学研究按10年左右算一代,形成一个公认的理论体系通常需要两三代人的努力。只有在对基础研究更强、更稳定支持的前提下,科学界少一点急功近利的浮躁,多一点扎扎实实的埋头研究,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的出现才可能瓜熟蒂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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