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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共同监督，更可警示后人。作为领导，好话坏话都要听，尤其是浮夸风已在科技界悄然流行，领导者更应旗帜鲜明，因为“成绩不说跑不了，缺点不说不得了”。
梁栋材从资源分配角度谈这个问题。他说科技资源的分配权绝大多数掌握在科技管理部门，上门拉关系、走后门带来的负面效应是严重的，科研管理中的不正之风导致了科技界的不正之风。他还谈到，一些领导的浮躁情绪，其负面影响必然导致科技界的急功近利，甚至弄虚作假。
中科院院士张弥曼认为，科技界的不正之风，与国家层面上对科技的理解和运作有关，他们有时难辨真伪良莠，但他们处于决策地位，对科学技术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他说，领导者应当多听反面意见，善意的批评比不切实际的吹捧好得多。
科学家理当自律 以德为先诚实严谨
“歪风邪气可恶，作为科学家，科学道德是第一位的。”说到科技界的浮夸风，蒋锡夔院士嫉恶如仇。他认为以前的道德教育导向存在偏差，文革中，将一切归咎于“资产阶级思想”；后来又强调具体化的“职业道德”。他认为科学领域更应强调共性的道德，如为人应当诚实、应实事求是，应光明磊落不自私，应热爱并忠于自己的祖国、民族等。这些为人之本的道德教育应当从娃娃抓起。
作为科研人员，当然还有个性化的职业道德。如时有矛盾产生的论文署名问题。作为课题主持者，应当不偏不漏，署上所有合作同伴的名字。有时发生署名遗漏，若是工作疏漏，应引以为鉴；但若是有意为之，那就是不道德。如有人在论文中造假，那不仅仅是不道德，还应看作是一种犯罪。探索一种有效制度约束应是当前重新提倡道德建设和学风建设的一个重要环节。
蒋锡夔说到上海一起论文剽窃事件，东窗事发后，虽有人提议从轻发落剽窃者的导师，但院士们还是以绝对多数票通过了将那位导师院士除名的决定。表示了院士们“学者以德为先、以德为本”的鲜明立场。蒋锡夔说，院士应当是学术和道德的楷模，两者不可缺一。在科技界浮夸、造假瘟疫流行之际，我们更不能含糊。
在广大院士的呼吁下，中国科学院学部科学道德建设委员会正在拟定中国科学院院士行为自律准则。院士们将严格自律，率先垂范，发扬献身、创新、务实、协作的精神；保持严格、严肃、严密的优良作风；坚守有所作为、诚实劳动、团结协作、取长补短、亲贤爱才的职业道德，做全国科技工作者的楷模。
采访中，蒋锡夔和邹承鲁都提到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问题。新闻界片面追求轰动效应而不负责任的报道，对科技界浮夸风的流行，起了推波助澜作用。两位院士希望新闻工作者也应当自律，以德为先。
科学评估体系 应符合客观规律
“这些年来科技界对中国社会进步的奉献有目共睹。浮躁、造假等不正之风虽非主流问题，但已经侵蚀到科技界的健康肌体，必须及时遏止。”叶叔华院士不太认同“学术腐败”这种提法。她说，由于大气候、大环境的影响，科技界也沾染了不正之风，这毋庸讳言，但与官场腐败不能相提并论。剽窃、造假现象是有的，但不多；不公正、讲情面、讲违心话的情况多一些。她说应当加强科学道德的倡导，要建立科学的管理和监督体制，要以法纠偏，对剽窃、造假等不正之风应严惩责任者，决不姑息。
谈到我国每年科研成果不少，但原创性的重大成果却凤毛麟角，从而使我国自然科学一等奖、技术发明一等奖连续多年空缺时，叶叔华认为，原因是多方面的，但肯定与浮躁有关，与科研人员静不下心来搞科研有关。究其深层原因，与科研管理体系不够完善，缺乏合理的科学评估体系等有关。
梁栋材院士也有同感，有些大的项目，刚批准才几个月，就通知要中期评估，怎么出成果？这种急躁做法的结果只能凑数，甚至造假。张弥曼院士对此曾有非常形象的比喻：“丢出一把米，马上就要鸡下蛋”，也是批评过急评估的负面效应。
叶叔华认为科学研究，尤其是基础研究，更需要宽松的工作环境。基础研究是一种创造性劳动，要允许探索，允许失败。中国有句老话“失败是成功之母”，很有道理。失败表明此路不通，就可让自己或后人绕过这段弯路，另辟蹊径通向成功。因而失败其实也是成果。
“科学是严肃的、认真的，需要经过时间的考验”。邹承鲁将基础研究称为人类重大创举之源。他列举对人类社会发展起到重大作用的半导体技术、基因诊断治疗、原子弹等的应用，其最早发现都出自基础研究。科学研究重大突破或许会有“侥幸”因素，如牛顿定律、青霉素的发现等，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成功是百分之九十九的勤奋和百分之一的幸运，绝对与急功近利的浮躁无缘。
院士们还谈到，科学上的重大突破需要符合客观规律的科学评估体系，有了这个保障，才能使科学家们耐得寂寞，潜心学问，才会有聚沙成塔的积累，有持之以恒的不懈追踪，有站在战略高度的创新思考，也才有可能在学科交叉点找到新的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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