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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术腐败》一书的座谈会，会后，她与《科学》杂志的编辑联系，告诉他们中国刚刚出版了第一本具体揭露科学界腐败的书，《科学》杂志很感兴趣，希望她能写一篇报道，所以她就对我和有关人士都做了采访。《科学》杂志的新闻编辑后来也多次与我用电话和电子邮件联系，询问了许多问题，并对我的个人情况做了系统的调查。我想《科学》杂志关心这件事，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他们一直就比较关心中国科学界的情况，《溃疡》的出版在中国科学界也可算是一件大事。二是《溃疡》的一个重要部分是对“核酸营养”的揭露，其中涉及了几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也算是个国际事件。我把诺贝尔奖获得者给我们的信件也都转给了《科学》杂志。
问：上个月21日，我们报上曾刊登了一篇对《溃疡》的书评文章，之后接到上海一所高校老师的电话，他很激动地说要和你联系，说文中所说的情况他们那里也有，但开始他不大肯告诉我们真实姓名。我联想到给我们写书评的教授也是以笔名发表文章，你怎么看待这个现象？你不在国内的身份是不是帮了你打假的忙？
答：国内学者不愿意以真实姓名做揭露、批评，在中国的传统和目前的环境下，这是可以理解的，特别是在涉及上下级关系和同事关系时，一旦身份暴露，有可能给工作和生活带来麻烦，甚至会惹上官司。因为国内的司法制度还不健全，言论自由和诽谤分不清，一些明显属于无理取闹的告状也会被受理（例如几年前的邱氏鼠药案）。因此，我虽然不接受匿名的举报，要求举报者都必须告诉我真实的姓名和身份以获得我的信任，但是如果举报者不愿公开身份，我也一定为其保密。即便如此，国内还是有不少学者公开地支持我，或以真实姓名写揭露文章。我在国外，与国内没有工作和生活上的纠葛，的确比较没有顾虑，但我不想过分强调这一点，因为第一，如果我在国内工作、生活，也一样会这么做；第二，即使在海外华人中，像我这样做公开揭露、批评的也还是不多的。
学术腐败最不能容忍
问：你认为学术腐败比其他腐败更坏，为什么？学术腐败如此猖獗地在现阶段出现，你认为是什么原因？
答：学术的意义是求真，探求真理本来应该是每个学者的崇高职责，诚实也应该是治学的最基本的态度，学者也因之而受到公众的敬仰。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学术腐败（包括伪造学术成果和伪造学术履历）最不能容忍。学术腐败在每一个社会、每一个历史时期都无法避免，但如此猖獗，却是罕见的。这得归咎于对学术腐败的揭露——惩戒机制的灵。即使偶尔被揭露出来，腐败者也只受到轻微的惩罚，甚至安然无恙。更可怕的是社会上有一种宽容学术腐败者、刁难揭露者的风气。
问：是非的界限是不是一定非常清楚？责任全在腐败吗？还是有其他因素，比如，科学的发展复杂到旁人无法辨认的地步，科学的极端精英化倾向，以及学者的跨国流动等诸多因素？
答：这些因素，并非中国特色，在其他国家也都存在，发达国家更是如此，可这些并非主要的因素。同样，有人以发展商业经济为由为学术腐败辩护，也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发展中国家的商业经济并不比发达国家发达。
问：你的打假许多至今没有看到成果，如你所说，厂家照样在做广告，抄袭者也还是教授，你有寂寞感吗？这样的没有回应是否有让你蜕化为一个愤世嫉俗者的倾向？
答：我是不怕寂寞的人，曾经开玩笑说，我很奇怪怎么单独“-”会被视为一种惩罚。学术打假反倒是我做过的最不寂寞的事了，支持的和反对的都非常多。如果有人问我，虽然每次打假都轰轰烈烈，但造假者仍然在逍遥，毫发无损，我会不会感到失望？我想，只要让公众听到了另一种声音，知道了真相，我的目的也就达到了，至于造假者会不会受到罚，已不属于我所能办到的了。我坚信历史终将会对现实做出裁决。这样也就注定了我不会蜕化成一个愤世嫉俗者。斗士和愤世嫉俗者的区别，在于心中还有对未来的希望，对人类、民族、科学和正义的热爱。
我不是“学术界的王海”
问：你这些年的打假行为开始也许是一种冲动和学术良知的本能反应，那么经过这些年你有没有将它升华为一种事业？将来还有什么打算？
答：这些年的打假，其实不过是当了一下戳穿皇帝新衣的孩子。那么荒唐的事情，没人愿意或敢于戳穿，我只好忍不住站出来了。所以我特烦有人说我是“学术界的王海”，我的理念、学识与王海不可同日语，打假也比他早，更无预谋、计划，也从没想过要借此出名或牟利。我从没打算把学术打假当成一种事业，更愿意有更多的时间从事学术探讨和文学创作。也许以后回头来看，会觉得不该牺牲这么多的时间从事打假，但我也不会后悔，因为毕竟是为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尽了一份力量，也算是回报祖国了。当然，我希望有更多的人能站出来从事学术打假，更希望中国学术界的风气有根本的好转，那样我就可以脱身做自己更喜欢的事情。目前当然还不能言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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