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嘉墀：一位伟大科学家的平凡人生

　　平常心中大丘壑

　　人人都认为杨嘉墀从事的事业堪称惊天动地，但他却始终抱着一颗平常而执著的心去待人、处世、做研究。

　　“1956年7月，杨嘉墀从美国转道香港回国时36岁，一回来就参与了自动化研究所的筹备工作。当年我也去了自动化所，而且此后我们俩虽然几经变革但一直在同一个单位，两家一直住邻居，来往很密切。”与杨嘉墀相交50年、也是1956年从美国回国的屠善澄院士在接受《科学时报》记者采访时，谈起杨嘉墀的为人处事，思考再三之后说：“我真的想不起他有什么惊人的话语，他一贯为人低调、淡泊名利，生活非常平淡，外表也很随和，心里嘛，有主意而且拿得很定。他没什么特殊爱好，要说有，那就是工作。”

　　“在认识他不久后，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出名的好说话，接任务从不推三阻四，也不说‘不’。

　　最令我钦佩的是，因为国家的需要，杨嘉墀几次改行，攻研了多个专业。大的转行就有两次，在国外他读的是应用物理，但回国后，却长期致力于我国自动化技术和航天技术的研究发展，这期间他的钻研也一下就从仪器仪表跨到了自动化控制，而由于研发的需要他也曾不断给自己增添新的任务，诸如原子能控制测量、核潜艇反应堆控制等他都从事过研究，并都出了成绩。”

　　1963年，核潜艇的反应堆控制系统研究任务上马。时任二机部副部长的钱三强亲自找到杨嘉墀直接进行任务与技术交底。核潜艇动力堆的设计、制造和控制是一项综合性很强的工程技术。在投入到该项工作时，杨嘉墀牵头的研究组在短时间内用极少的经费，研制成功了一台性能可靠的反应堆模拟计算装置。就在这样一个时间紧、任务重的特殊时期，杨嘉墀还在中国科技大学自动化系自动监测专业首次开讲了一门反应堆控制课，在我国后来的核潜艇研制工作中，这批学生中有不少人成为技术骨干。

　　中国的航天事业凝结着大批科学家、技术工程人员的心血。杨嘉墀的突出贡献正是卫星控制。1965年，杨嘉墀在参与了中国科学院《关于发展我国人造卫星工作的规划方案》的论证工作后，就一头扎入人造卫星的相关研究中。此后，即便是在“文革”挨批期间，他也是白天检讨，晚上又悄悄去实验室搞科研。而他当年攻研的人造卫星姿态控制，已成为日后的返回式卫星、载人飞船发射中一个关键问题。还在“东方红一号”研制之前，杨嘉墀的目光已经盯在了第一颗返回式卫星的研制上，提出了“以试验卫星开路、以返回式卫星为重点”的论点。也正是基于这样的战略眼光，杨嘉墀始终抓住卫星姿态控制研究不放。

　　1975年11月2日，中国第一颗返回式卫星在酒泉卫星发射场发射升空。杨嘉墀主持研制的姿态控制系统决定着三天后卫星能否按时返回。这一年，杨嘉墀率团参加了中断多年的国际自动控制联合会世界大会。作为中国自动化学会的创始人和领导人，杨嘉墀为推动学术发展付出了巨大的心血。

　　有人以“穿越时空的目光”来形容1996年杨嘉墀组织的一次香山科学会议。正是在这次会上，杨嘉墀建议：“我们必须根据国情，尽快制定一个发展蓝图，为21世纪初我国在月球上建立一个月球站提出可行的方案。将来很多空间科学技术研究和开发可以在站上进行。”这大概是我国第一次在正式场合提出关于月球探测和开发的最早建议。

　　写给国家领导人的两封信

　　“天天就是埋头书案。但他‘看’多识广，国家、社会上发生什么事、有什么新闻他都知道，我们都问他。他非常关注国际问题和国家大事。”屠善澄说。

　　杨嘉墀对国家、社会发展的关心，表现在他前后两次参与给国家领导人写信。1986年，他与我国三位著名科学家联名向中央提出了国家发展高技术计划的倡议，得到了中央领导的批准，导致《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即“863”计划)的制定，对我国高技术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这不是他们灵机一动就说出来的，是在脑子里存了很多资料，经过深思熟虑形成了一个概念后才写的这封信。1983年3月23日，美国前总统里根发表了著名的'星球大战’演说，提出要实施‘战略防御’计划。该计划一发表便立即引起了全世界的震动。当时有一批科学家出于职业的本能，当然他们也有本事分辨出哪些问题是值得认真对待的”。屠善澄院士说，“我认为这是大科学家的远见卓识。他们的这封信递上去，大概也就过了三天吧，邓小平同志就在这封信上作了批示：此事宜速作决断，不可拖延。”

　　2005年1月，86岁的杨嘉墀挑头与五位院士联名给温家宝总理写了一封“关于促进北斗导航系统应用的建议”的信，得到了总理的高度重视，目前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正在根据建议安排实施。

　　“国家投了那么多钱在北斗导航系统的研发上，我们希望它能给国家、社会起到更大的作用，军民结合，把军用科技产品用在社会发展中。”屠善澄也参与了这次签名建议。他解释了拟写这次建议信的初衷，“让一些科研产品更广泛地应用于民生中，一方面有效促进研究工作的进一步拓展，另一方面也为国家节省资金。”

　　改变我半生的“难友”

　　在那个纷乱、异常的年代里，不少人从杨嘉墀默默的身影里看到了另一种力量。

　　“当‘文革’席卷全国，我也被关起来审查。但是，就是这次被审查的经历，成为我人生的一个转折点，可以说让我受益终身。隔离审查时我们俩成为‘室友’，当时杨先生已经是502所副所长，是我心目中的大科学家。”吴宏鑫院士说，他与杨嘉墀院士渊源很深，而且正是这位良师的二次点拨，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当年大学毕业没几年，年轻气盛，平白无故被关起来审查，吴宏鑫十分不服气，满腹牢骚，一心要争个清白。“我和杨先生是患难之交，但杨师母(杨嘉墀夫人)一直都不知道这段渊源，还是前两年有次聊天时，她才知道始末。原来被关起来审查的事，杨先生多年来一直没有告诉家人。”

　　吴宏鑫回忆道，杨先生异常平静，准备了一份交待材料，叫他出去交待问题就出去，把那份材料念一遍。回到房间，就又埋头看书。这期间，他竟一直在做卫星方案。这时候，杨嘉墀对吴宏鑫说了一句话：“只要你自己认为自己没有错，别的就不要去管他，该做什么就做什么。”听了杨嘉墀的话，吴宏鑫平静下来，在以后的时间里，他潜心学习了现代控制理论和计算机控制等新知识，并且自学了英语和日语两门语言。

　　“1978年，我终于恢复了正常的工作, 面临着选择工作岗位的问题。这时杨先生也早放出来了，他建议我去搞航天器自适应控制这一国内无人涉足的新领域。之后，杨先生还对我说：搞这个工作要作好两个心理准备。第一，至少要准备坐10年冷板凳，这10年独自研究没有人理你，单位也不会重视你；第二，你搞这个研究，搞航天工程的人会认为你是搞理论的，而搞数学理论的学者又会认为你是搞工程应用的，虽然暂时得不到足够认同，但这方面的研究是未来的航天控制所需要的。”后来，吴宏鑫成功踏上了自适应控制的研究之路，成为航天部门里该研究领域相当独特的“冷板凳”学者。

　　有件小事吴宏鑫认为必须得说。“2003年我评上院士，按常理，大家知道了都会道贺，但杨先生没有，他把我叫去了，拿出一份报纸，指着一篇题为《院士要做遵纪守法自律的典范》的文章让我回去好好读读。”吴宏鑫至今还清晰记得杨老的这次教导，“他还说，你当院士了，以后找你的人和事也多了，你要考虑清楚，哪些可以参与哪些不可以，分清该接受与否。你对国家负责，有什么想法要及时对领导说，但是你不要去追问结果，因为领导处的位置不同，看的、想的角度有差别，你只负责建议，不应追问决定。”

　　桃李不言 下自成蹊

　　杨嘉墀带的学生并不多，他带学生一次最多数量也不会超过三四个。屠善澄说：“我们的研究生发表论文时，我们不会让他同署我们的名字，我和杨嘉墀的观点一样，作为老师指导学生是分内之责，学生在写论文时做了大量的工作，应该尊重他的劳动成果。”

　　有一年，杨嘉墀认为一位博士生的毕业论文不够好，他就把这位学生找来苦口婆心地劝了一番，“你做博士生一生就这一次，如果毕业论文写不好，那将是你一生的遗憾呀”。在杨嘉墀的几次劝慰下，这位博士生重新做了毕业论文。

　　“这就是杨先生，他不急不缓总要说服你。先生请我协助带过学生，我问他怎么能够带好研究生，他告诉我这很简单，你就记住一条：用父母对子女的爱心。杨先生认为水平不够可以不断学习提高，爱心很重要。另外，他认为一个人的知识有局限性，因此还建议成立了一个博士生导师组，也请没有带博士生资格的专家参与，每个星期进行一次学术讨论，每场杨先生必到，而且清楚记得上次你谈的内容，如果这次你修改了一个数据，他马上就会问为什么修改。在杨先生面前没人敢打马虎眼，他不会光听汇报，如果是现场测试，他就会在实验室坐三天。”吴宏鑫说。

　　“为了感谢导师组的专家，我们年底买了礼品送专家，杨先生会后马上叫我去问，钱是哪里来的？对专家表达感谢是我们个人的事，国家的钱可一分不能动啊。”

　　这位生性淡泊的大科学家在不经意间早已留下了许多值得现在人深思的小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