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其旭教授的壮学研究之路

　　大凡听说过有关壮族题材的人，都认识潘其旭教授。正因为如此平易近人，在采访中尽量满足记者的要求，即使声音已经沙哑，也详细回答记者提出的问题，潘教授特别受媒体记者欢迎。潘教授接受过全国众多媒体的采访，其中包括中央电视台和凤凰卫视。大家打趣地说他是壮学学会的新闻发言人。

　　责任推动走上壮学研究之路

　　由于潘教授工作忙碌，多次约他采访，他都忙着。4月23日星期六，记者终于得到机会，在他的办公室里采访了他，听他讲述了壮学研究之路。

　　潘教授介绍说，壮学是以壮族社会群体及其文化为研究对象，进行历史性、现实性和整体性的系统研究的综合性学科。目前，壮学研究已步入新阶段，处于黄金时期。潘教授说：“壮学，肩负着沉甸甸的使命，因为她不仅要诉说一个民族历史，指点一个民族的未来，她更要阐述一种传统，探寻这种传统与新时空的协调与交融，在变与不变中求得永生——这一责任超越了民族和种族。”

　　肩负着这些责任，研究壮学的学者们勤劳地耕耘着。潘其旭教授把自己的专业和爱好融合起来，全都转到壮学研究领域。 

　　德保民族文化熏陶而长大

　　潘教授从小在德保县长大，他回忆说，那里的民族文化生活很丰富，氛围浓厚。他很小的时候就跟着大人赶歌圩。歌圩从春节到农历三、四月陆陆续续地进行着。人们往往是通宵达旦地唱。潘教授在少儿时期，就对这些充满-的山歌留下了印象。当时他特别不解：人们为什么这么爱唱山歌呢？

　　除了歌圩，还有壮剧。当时人们经常请木偶壮剧团来演出。在演出前的一个凌晨，要请木偶神来镇台，戏台才能稳固。在木偶神镇台的时候，其他人是不能看的，特别是小孩，大人说看了灵魂会被揪去填台，会生病的。还是孩子的潘教授很好奇，几乎每次都偷偷地看，终于了解了木偶壮剧的整个演出过程。

　　小时侯的他还经常听巫婆巫师的说唱调子，那是一种末伦调。耳濡目染，潘教授从小就能哼会唱。在这丰富的民族文化中，潘教授就是这样熏陶着长大的。这也为以后从事壮族文化研究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知识素材，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潘教授说，现在很多东西都渐渐消失了，但是很多东西仍深深地留在他的脑海里。

　　高中大学假期研究壮学 

　　潘其旭教授在靖西上的高中。在高中的时候，他跟班上一个要好的同学利用假期到德保、靖西、那坡等地方收集了几十种民歌。因为热爱，读高中的他就立下志向：要进行民间艺术方面的工作。

　　后来，他考上了广西艺术学院戏剧理论专业。在大学里，他认真地学习。每次假期，他照样去民间收集各种戏曲文艺的资料。大学时候，出色的他留校了，进了该校民族艺术研究所。在那里，他有更多机会到各地去采风，调查各地民族民间艺术，了解到更多的东西。大大开拓了他的眼界。

　　工作中不断积累壮学知识

　　两年后，潘教授调到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化局社会文化处工作，主要接触群众和民族民间的文化和文艺，因而他更有机会做群众的文艺调查研究。潘教授把他的工作经历形容为层层扩大知识层面，为以后的研究不断做积累和铺垫。

　　1964年，有一个全国性的群众文艺业余汇演在北京举办。潘教授作为组织者，对广西各地送报上来的节目进行筛选，然后，跟参加汇演的群众一块去了北京。那次，他第一次去北京。那次，也是他整个学术生涯的一个重要转折。他不但更熟悉广西的地方文艺，还了解到全国其他地方的文艺。通过了解和比较，他很清楚地看到广西的文化文艺特点——民歌。

　　他们的代表团就地办了一个山歌台，很多歌手现场编唱，听众们大开眼界。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也专门进行了采访报道。在汇演期间，还有一个群众业余文艺交流会。潘教授拿出早已准备好的论文《壮族歌圩调查》亮相了。这篇文章得到了重视，发表在了1965年的《民间文学》第四期。这给予了潘教授很大的鼓励。

　　兴趣、追求和初现的成果让潘教授更有信心继续研究下去。后来他对广西的地方戏、彩调和壮剧的历史沿革等做了研究，也发表了一些论文。60年代初中期，他正式步入壮族民间文艺研究的领域。

　　困境中本色不改坚持初衷

　　潘教授说，到了文化大革命，很多东西都被扫荡，歌圩也被禁了。文化大革命后期，歌圩渐渐开始活跃，到1979年又恢复起来了。当年，《民族团结》杂志特别开辟了专栏，就壮族歌圩展开了讨论，就壮族歌圩的恢复发表看法。当时，不同的声音和看法顿时活跃开来。有人赞成恢复，有人反对恢复。潘其旭教授的哥哥潘其树当时是百色地区宣传部部长，他发表看法是不宜提倡，因为歌圩的开展时间正好是农忙时节，会影响生产。而潘其旭教授也发表了看法，要提倡。在这个基础上，为了让全国更好的了解歌圩历史面貌，正确了解歌圩，潘教授写了一篇《歌圩起源及其发展问题的探讨》，后来发表在1981年第一期《民族研究》上。当年，他调到了广西社会科学院工作，为他进行壮学的研究提供了更好的条件。

　　同仁支持壮学研究成果丰

　　接下来，潘其旭教授得到了很多专家学者的支持，特别是黄勇刹先生鼓励他继续进行更为系统化的研究，写一本书出来。经过几年时间的努力，潘教授终于写成了《壮族歌圩研究》，这本书一出来，得到很好的反响。

　　这样，潘教授在广西社科院这个社科学者的家园里，和大家一起进行社会科学的工作，在社科院里做了许多有意义的工作。他在《学术论坛》杂志编辑部文学组当组长的时候，开了“桂林抗战文学的研究”和“广西民族民间文艺”专栏。1988年，潘教授组织出版了一套《广西各族民间文艺研究》丛书，虽然数量极少，仅仅30本，但是也极大扩大壮学的影响。

　　参与成立壮学学会

　　在中国一些地方，陆续成立少数民族研究学会，比如西藏的藏学学会、内蒙的蒙学学会、东北的满学学会。在这一形势下，潘教授和岑坚安教授提出了要在社科院成立壮学研究中心，社科院非常支持。在申请过程中，自治区民委也很支持。1991年批准下来的时候，单位名称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壮族研究中心，设在社科院。在广西民委和民族研究所的酝酿下，1991年成立了壮学学会。这时，这个学会整合、团结了广西所有做壮学研究的同仁们进行共同的事业。

　　1991年当年，召开了第一次壮学研讨会，明确了壮学研究的方向，即：一是要做壮族历史文化的调查，二是开展国际上的学术交流。于是，壮学学会马上联合了广西、云南、广东等地500多位学者收集整理出版《壮族百科词典》。潘其旭教授和覃乃昌教授任总编。用了三个月的时间编好，于1993年正式出版。同时，为了更好的研究壮学，潘其旭教授和同仁们去泰国参加了泰学第四次研讨会。

　　壮学今后研究任重而道远

　　过去几十年间，壮学得到了很好的研究，那么今后，壮学要如何发展？壮学研究该如何做？记者就这一问题向潘教授探讨。潘教授说，现在，在东盟10＋1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和中国-东盟博览会在广西南宁举办，壮学的研究也日益趋向于国际化。

　　潘教授说：“对于壮学研究，我们不但要走出去，请进来，还要不断的交流，不断的深入，要把整个东南亚相关民族纳入研究。”他说，以前的壮学研究是历史文化的研究，现在要做现实的研究，为现实服务。中国跟东南亚的历史渊源，东南亚在汉文化圈里，受着汉文化影响，这些都是壮学走向国际化研究的前提。潘教授把这个现象称做“文化的回归”。他认为，除了这些，还要加强民族文化的保护。

　　潘教授说起了一件对他触动很大的事情。在2001年，从日本来了一位考古专家冢田先生，他来广西征集购置壮族家庭的器具，比如神龛啊，织布机啊等等，这些古老的具有民族和时代特制的东西，放到东京博物馆去陈列。这些东西在当地群众看来都是一些习以为常的东西，甚至看成是破烂，但是日本专家却当成宝贝，花高价卖下。

　　冢田先生在离开中国的时候跟潘教授说：“再过五十年，你们在中国看不到的东西，可以在日本看到。”这句话对潘教授的触动很大，他语重心长地说，民族文化的保护到了非做不可的地步了，千万不能让日本专家的话应验啊。他说，对于民族文化的保护和研究，一定要做，一定要不断加强。这个工作，不光要靠学者教授，全社会都要重视起来。中国的民族文化是丰富的，我们都有责任保护和传承它。（黄玉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