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古墓是造出来的，那么它的时代就是现代的，而里面的每一块砖头等都应该是现代的，可质疑者并没有拿出相关证据。
而关于研究时间过短的质疑，刘庆柱认为，考古主要是基于研究者的经验，当初考古人员一看到墓穴，根据以往经验就已经可以判定它属于东汉时期，再加上对出土文物的分析，很快就认定是曹操墓也并不稀奇。
对于把“武”字“止”部错写为“山”一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原所长郝本性告诉记者，在东汉晚期至魏晋南北朝这一历史阶段，碑别字特别多。据《碑别字新编》记载：“每个字头下有多达几十种甚至百余种不同的结构的字形。”这主要是书写人用笔不同等原因造成的。
刘庆柱表示，对于考古来说，它有一套专业的科学认定方法。首先，要从已知的蛛丝马迹中寻找未知，这就需要专家通过遗址中所留下的物品，寻找同一时期的物件，进行对比，从做工手法、年代等给予类比，从而确定它属于哪个时代。拿墓穴来说，不同的墓穴规模就代表着主人的不同级别，这些都是证据。
其次是进行纵横的比较，把考古发现中同一级别和时代的其他物品进行对比，再把它放到历史上其他时期的出土文物作比较，直至最后确定它的身份。
再次，就是对于一些头骨或者骨骸，利用自然科学方法来判别，比如进行头像的复原等。
一位文物业内人士告诉记者，考古发掘有行政和科学研究两个过程，行政过程指的就是每次发掘要申报挖掘执照，必须要经过文物主管部门的批准之后才能进行挖掘，等挖掘结果出来以后要写科研报告呈给上级。
而科研过程指的就是要先进行野外的挖掘，整理现场，然后把出土的文物拿到室内进行整理，研究它的科研价值，这段时间需要花费得久一些，之后就可以采取若干种方式将研究成果公之于众。在判定文物身份的时候，除了一些科技手段之外，主要是靠研究者头脑中积累的经验进行判定。
■曹操墓的争论可以反映出整个社会的诚信缺失和权力大于学术，政绩高于学术的问题
正反两方争论不休，究竟谁是谁非？
著名青年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告诉《北京科技报》，从曹操墓这场争论来说，可以反映出两个问题，一个就是整个社会的诚信缺失，现在的人们总是抱有质疑一切的态度，不论曹操墓是不是真实的，人们都会质疑。这其实是人们的一种心态，正所谓造假的太多了，所以才使人们有这种戒备心。
其次，现在我国存在着这样一种现状，即权力大于学术，政绩高于学术，这是社会急功近利、浮躁的一种表现，在这样的氛围里，学术领域也不甘寂寞，专家附庸权力，因此在公众心目中，专家也就失去了权威性。
胡星斗认为，想解决这个问题，最主要的就是要做到学术机构非行政化，学者们要不受行政当局的干扰，不需要为了行政当局的某一个指示而去做论证，不再为论证而论证，而是出于学术的目的进行研究。另外，还要对专家建立一种声誉机制，一旦发现有违背学术道德的行为，就会威信扫地，影响日后的声誉，有了这样一个评估机制，就能够更好地约束专家，学术风气也会转正。此外，还要相对提高学者的收入水平，这样就不会再有学者为了一些蝇头小利而去做挡箭牌。
在国外，专家的威望并不是看发表论文的数量，而是要靠同行对自己研究成果的评价，如果他们评价高，那么学者的收入水平就高，这是一种外部监督的手段。虽然这也不能完全杜绝学术造假，但还是起到了一定的震慑作用。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陆益龙教授也表示，曹操墓事件之所以越来越复杂，从单纯的学术问题演变成如今的打假事件，这与地方政府的参与有着很大的关系。专家也是社会成员，他们也会有自己的政治和学术立场。发展到现在这个局面，现在必须有一个中立的第三方，既不涉及到各方面利益关系，又有足够的学术权威的机构，对曹操墓进行再一次鉴定，将结果公布于众，可能才会打消人们的疑虑。
陆益龙说，“曹操墓”这个学术问题本不应该地方化、社会化、政策化，如果仅仅是学术讨论，各方专家都有权发表自己的学术看法，真理越辩越明，可如果将学术问题引向歧途，不仅丧失了公信力，公众也会对此缺乏兴趣。
■文/李金金
(责任编辑：丁慎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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