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
第三，还是心有余悸。从个人而言，他担心弄得不好，当了秋后算帐派，引起毛泽东不快，万一如庐山会议一样，大会改变了方向，这也是难以预料的。
说起“秋后算帐”派的事情，则需要从“反冒进”讲起。
1955年，上至毛泽东，下至周恩来，由于经验不足，都对经济形势比较乐观，为提早完成中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毛泽东曾提出以反对右倾保守为中共八大的指导思想。结果，1956年出现了经济过热，资金、原材料和市场十分紧张的现象。周恩来、陈云等人发现了这一问题，当机立断“反冒进”，把过大的建设规模压了下来。
毛泽东同周恩来、陈云比起来，对经济工作更是缺少经验。周恩来、陈云等发现了经济建设冒进的情况，立刻刹车，但毛泽东没有看出问题的严重性来。当时的他虽然没有反对，但当1957年他准备开展“大跃进”的时候，开始批评周、陈搞“反冒进”，说一反就泄了气，泄了6亿人民的气。毛泽东还上纲上线说，这是方针性错误，是政治问题。毛泽东很欣赏柯庆施1957年12月25日在上海市党代会作的《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的报告，说这个报告把中央许多同志比下去了。这“许多同志”是何许人呢？后来毛泽东自己揭了这个谜底，他主要就是针对陈云来讲的。言外之意，陈云做经济工作不行了-这是1958年1月南宁会议的事情。
在这之前，全国的经济工作是由陈云负责的；在这之后，毛泽东亲自统揽了经济工作的大权。也就是说，毛泽东从二线回到了领导经济工作的一线。
为了加快中国经济建设的步伐，毛泽东加大了反“反冒进”的力度。1958年2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针对“反冒进”讲了一句很重的话，他说：“反冒进”的人“跟右派相距不远”了，“大概50米远”。陈云听了，如坐针毡，革了一辈子的命，谁愿意与右派为伍？无奈，陈云发言检讨了自己“反冒进”的“错误”，并表示，对“反冒进”中财贸工作的“错误”要负主要责任。
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陈云再次检讨了自己在“反冒进”中的“错误”。
1958年4月的汉口会议，不知道毛泽东是有预感还是别的什么，他表达了这样一种心情：有些人可能是“观潮派”、“秋后算账派”。他说：如果今年得不到丰收，还会有人出来说“我早就有先见之明，还是我的对”。到那时又要刮台风的。党内中间偏右的人是“观潮派”，他们是“楼观沧海月，门对浙江潮”。
毛泽东的这番话意味深长。陈云当时没有参加会议，事后他得知此事，除了震惊，恐怕就是担忧了。
毛泽东通过批评“反冒进”，终于为“大跃进”扫清了思想障碍，各地纷纷以反对右倾保守为柴薪，为经济上的冒进加热、升温，从而形成了“大跃进”的高潮。
“大跃进”的后果，今天已经十分清楚，给中国经济造成的损失是极其巨大的！
1958年秋，毛泽东开始发现“大跃进”存在的问题，头脑有些清醒了，并着手纠“左”。1959年庐山会议，毛泽东甚至做好了心理准备，让人家“秋后算账”。但当彭德怀批评“大跃进”是犯了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时，毛泽东又很难接受了，刚刚有些清醒的头脑，再次昏胀起来，不但停止了纠“左”，还定了彭德怀的罪，继续反右。这些风云变幻，陈云自然历历在目。时间虽然到了1962年，眼下的情景已同1959年的庐山会议有着很大的不同，但毛泽东接受意见的空间到底有多大呢？应该说，陈云还是吃不透、拿不准。
再者，陈云同毛泽东的关系是上下级关系。党内多年形成的历史习惯，是将毛泽东看作真理的化身，只要是他说了话，一般只能执行，很难回转。
陈云在“反冒进”问题上，受到毛泽东的批评后，一直比较谨慎，一直是在毛泽东能够接受的范围内进行小心的矫正。比如，“大跃进”正热的时候，经济学家薛暮桥曾私下对陈云说，希望他找毛泽东谈谈对“大跃进”中的一些问题的想法。陈云说：“现在不是毛主席一个人热，全国许多领导都热，不吃一点苦头，这些话是听不进去的。” 1959年初， 陈云说服国家计委将钢的产量降为1600万吨，讨论的结果，国家计委只同意将钢降为1800万吨。不久，毛泽东请陈云和主管财经工作的几位副总理吃饭时，陈云向毛泽东进言：1800万吨好钢是不是能够完成，恐怕有点问题，他倾向降到1600万吨。当时的毛泽东，不知是没有思想准备，还是不同意陈云的意见，他停顿了一下，说：“那就拉倒。甚至于这个总路线究竟正确不正确，我还得观察。我随时准备修改总路线。”毛泽东的这一席话，给陈云的印象是，他不仅不同意陈云的意见，而且还把降低指标同总路线联系起来了。陈云在心里叫苦。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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