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区，南京城中的染血绿洲
1937年12月的南京，遍地血迹。已成废墟的街巷中，不断地有人拼命向南京城的西北角跑去，所过之处溅起漫天的灰尘。因为如果不跑，他们就会跟横在马路中间的染血的尸体和赤裸的同胞们落得个一样的下场。
终于，他们看见了安全区的围墙，看见了那黑圈红十字徽章，他们敲打着大门，呼喊着：“救命！救命！放我们进去！ ”
如果说，在“1937·南京”这部史无前例的人类惨剧中，还能找出让人不至于彻底绝望的一章，那就只能是“安全区”了。就像二战的欧洲有一个奥斯卡·辛德勒从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毒气室里营救出上千名犹太人一样，在中国的南京，在东洋人的坦克和刺刀还没有进入南京城时，十几个西洋人就在南京城内创建了一个专门保障难民安全和生活的“安全区”。这些商人、传教士、医生、教授和行政官员，在中国军队高级将领纷纷逃到其他城市吃着火锅抽着烟时，在不到4平方公里的安全区内，冒着生命危险公然反抗残忍日军，最多时候曾护佑了接近30万的中国难民……
踏进安全区的门我就能活
日本的飞机一次又一次地在南京上空轰炸扫射，南京城还在，但惨烈的一战也迫在眉睫。一旦日军进城，那些没有办法像富人一样坐船坐车逃走的穷人们怎么办？十多个留守在南京的外国人准备依照上海租界难民区的样子，在南京也建立一个难民们的安全区。
这一天是1937年11月22日，他们在南京城西北面划出了一个不到4平方公里的区域，这里有很多学校和使馆，军事设施较少，最适合作为安全区。于是，“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成立了，安全区门口挂起了一个黑圈红十字徽章。在此后的几个月里，对于中国难民来说，看见了这个徽章，也就算是看见了生的希望。
几乎与此同时，以美国圣公会牧师马吉为主席的十多人也组成了“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解救南京难民的重任就落在了这两个由外国人组成的组织身上。
当时，中国军队非常支持安全区的成立，在安全区范围内撤离了军队，批了几吨粮食，还特意派出了警察维持秩序。而日军态度却十分傲慢，只是声称“知道了此事”，并假惺惺地保证“难民区内倘无中国军队或军事机关，则日军不致故意加以攻击。 ”
根据南京市户口统计部门的数据，到12月初，南京城还有50余万人没有离开。 12月8日，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公布了《告南京市民书》之后，男人、女人、老人、小孩，本地的、外地的，认识的、不认识的，所有的人都惊恐慌乱地背着包袱，挎着篮子，像潮水一样向安全区的二十多个收容所涌去。
一时间，安全区里各个学校的教室、图书馆、露天操场，以及一切公共机关和私人住宅、院落中都挤满了难民。一间普通的房间往往要挤上二三十个人，大家只能勉勉强强地一个挨一个地躺下来。但是后来，因为还是容纳不下越来越多的难民，于是安全区的空地上、走廊上、马路边建起了数千个芦苇棚子。而依旧没有地方睡觉的人，只能站着等着天亮。
这片石头城中环境最幽美的私人洋楼林立的新住宅区，成了“人类的蜂窝”。
但是虽然拥挤，食物供应也得不到保障，还是有难民们不断地向安全区涌进，每天夜里都有人在猛烈地敲门，祈求着让自己双脚拥有这里面的哪怕只有那么一寸的土地。因为只要进来，就证明自己安全了，日本人的刺刀不会在身体上刺出伤口，自己的母亲、妻子、女儿也不会被禽兽日军压在身下。
日军冲进安全区抓人
但是惊魂甫定的难民没想到，卑劣的日军却让这美好的梦成为幻影。无论是男是女，在安全区内仍无法得到足够的安全。
眼见着城门口被踩死的人有三四层高，许多散兵走了另一条求生之路。他们扔掉了枪支、弹药，脱掉军衣，丢掉军帽，抢了老百姓的衣服，或者花上几十块钱跟叫花子买一件破烂的棉衣，混进了安全区。
看见安全区周围都是中国士兵丢掉的军装和武器，日军害怕遭到像上海战役中那些“便衣队”的袭击，从12月14日开始，日军对“安全区”进行大搜捕。日军从安全区中带走了所有会“立正”的、短发的、额头上有帽子印痕的、手上有茧子的、脚上有水泡的和一切从事体力劳动的、年龄从十二三岁到五十岁的男人。把他们带到长江边上，用机枪扫射，用炮火毁灭，然后浇上柴油和汽油焚烧干净。
当时中国军队除去突围和战死的士兵，南京城内被日军俘获的军人不过4万，但是在屠杀中，日军却杀害了11万俘虏兵，显然其中大部分都是平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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