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慰文
雄伟壮丽的青藏高原对于人们总是散发着无限的吸引力。虔诚的朝圣者把晶莹的雪山看作是涤荡尘世俗念、提升自我心境的圣地。直插云天的冰峰是探险家磨炼意志、测量人与自然较量的试金石。以探究人文与自然奥秘为乐趣的旅行家涉足雪域高原，则是为了最大限度满足自已无限的猎奇欲望。那么，对于以揭示自然规律为己任的科学家，青藏高原又意味着什么呢？如果可以用简单的话语概括的话，这片“世界屋脊”——地球上的“第三极”就是他们的圣殿，是取之不尽并用来造福人类的科学宝库。当然，他们依各自的研究领域而对不同的方面情有独钟。就地质、地理学家而言，高原上的冰川、地壳运动、大气环流、高原生态、矿产、植被、动物，等等，无一不是绝好的研究课题。作为地学组成部分的史前考古学，最值得关心的当属青藏高原与人类起源的关系以及早期人类对它的开发。
这里曾经是人类的摇篮吗？
自19世纪中叶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提出从猿到人的进化理论以来，人们就关心起地球什么地方能够找到猿和人之间的“缺环”，即最古老的人类化石。20世纪初年，学术界曾热烈开展过关于地球上“什么地方是人类的摇篮？”的讨论。有人说是非洲，也有人说是亚洲。而相对来说，后面的主张在当时更为流行。因为，亚洲的热带地区（苏门答腊岛）今天仍生活着和人类非常亲近的大猩猩（它们被当地人称为“奥兰乌旦”，意思是“林中人”），而在喜马拉雅山南坡的西瓦立克地区（今巴基斯坦境内和印度西北部）已经发现了腊玛古猿化石。另外，今天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早在1890年就开始陆续发现当时世界上最古老的人类化石——直立人（Homo erectus）化石（俗称“爪哇人”）。20年后的1921～1923年，这种化石又在北京周口店的一处洞穴堆积层被发现。它就是我们熟悉的“北京人”。而当时，欧洲和非洲都还没有上述那么充足的证据。
在提倡“亚洲说”的学者中，美国著名的地质学家葛利普 （A·W·Grabau）是非常热心的一位。他曾为此发表了不少论述。在他晚年的一份书稿里，他用图解和不小的篇幅解释了他的主张。他认为：距今几千万年前，喜马拉雅山山脉的间歇性抬升，使青藏高原和它北面的中亚气候逐渐变凉变干，森林逐渐收缩而草原不断扩大。环境的急剧变化迫使原先生活在森林里的古猿改变习性，下地行走并逐步适应开阔地带的生活。它们终于变成人类。而喜马拉雅山以南地区的气候环境则没有发生类似的变化，那里的猿类仍可在森林里生活而不必改变原有的习性。他强调指出：当时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地区具有上述青藏高原那种独特的生态条件。他进而明确地说：西藏就是人类的摇篮（《我们生活的地球》（THE WORD WE LIVE IN），葛利普遗作，1961年于台湾出版）。
藏北色林错东南湖岸阶地的石器
与“亚洲说”唱对台戏的是“非洲说”。1959年，在位于东非大裂谷带的奥杜韦遗址（坦桑尼亚境内）发现一种比直立人原始、后来被正式命名为能人（Homo habilis）的化石和共生的石制工具（石器）。它们的年代为距今１８０万年，比爪哇人和北京人化石几乎早１００万年。随后，在东非、南非陆续发现更多的能人化石和石器。人类化石的年代可以早到距今２００万年或更早一些，而最古老的石器的年代达到距今２６０万年左右。与此同时，非洲出土了许多古猿化石。其中，和人类很接近的南方古猿（Australopithecus）化石尤其丰富。它们的生存年代从距今100万年一直回溯到６００万年。另外，古环境研究显示，从距今二千多万年起，随着非洲高原的不断上升而引起气候频繁波动。热带雨林面积不断收缩而稀树草原日益扩大，为从猿到人的转变提供了理想的环境。上述研究成果使“人类摇篮”争论的天平开始向“非洲说”倾斜。而且，这种状态一直保持到今天。
然而，近二三十年来，随着亚洲、尤其是中国的一些重要考古发现和研究的新进展，对“非洲说”提出强大挑战。首先，20世纪60年代在爪哇发现的古老的直立人——“佩宁人”（原先叫莫佐克陀人）化石的年代，经反复测定，证实为距今180万年左右。其次，近年在喜马拉雅山南坡的拉瓦尔品第高原发现一些石器，年代可能为距今100～200万年。再其次，在华北黄土高原，在陕西发现的蓝田直立人化石，年代为距今115万年或更早一些。其后在内蒙古高原与华北平原过渡地带的河北省泥河湾盆地，陆续发现早于距今100万年的石器，有些达到距今140多万年。在南方，在云贵高原发现的云南元谋直立人化石年代为距今170万年左右。近年在长江上游三峡地区出土了距今200万年的“巫山人”化石和石器（遗址今属重庆市境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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