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长江下游安徽繁昌又发现一批引人注意的石器和骨器，其年代比巫山的材料还早，可能达到距今240万年。以上考古材料主要分布在青藏高原外围，其年代直追非洲那些最古老的人类化石和石器。
无论是“亚洲说”还是“非洲说”，在人类起源问题上都遵循着“人类单一地区起源”学说。这种学说认为古猿首先在亚洲或非洲某个地区转变成人，然后才向周围地区迁移、扩散。和这种学说对立的是“人类多地区起源”学说。它认为从猿到人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进化过程，既不会一蹴而就，也不可能在一个地区走完每个步骤才向四周扩散。这种学说由德国著名人类学家魏敦瑞 (F·Weidenreich）提出。他在人类学界享有很高威望，从1936年起就主持周口店北京人和山顶洞人化石研究。不过，他的多地区起源说很少有人响应，后来几乎被人们遗忘了。上述亚洲的新发现可能使这种长期被冷落的学说复活。至少，它更加符合目前亚洲、非洲两地考古材料在年代上大体持平的事实。不久前，中国地质学家分析了由东亚季风区、印度季风区和西非季风区组成的北半球中、低纬度地区季风区的古气候资料，发现三地近300万年的气候转换周期在时间上大体同步，而总趋势是干旱程度逐渐增加和季节性越来越明显。以上事实表明亚非季风可能有相同的起源与演化背景，而这正可以表明人类多地区起源说有一定道理。地质学研究还表明，青藏高原的隆起对亚洲乃至全球气候的变化扮演着十分关键的角色。因此，青藏高原研究对于弄清人类起源与进化问题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人类对青藏高原的开发
青藏高原的史前考古对考古学家来说是一项具有强大吸引力的事业。然而，高原上特殊的自然环境和交通条件又常常令他们望而却步。20世纪初年，一些西方人曾到过与云南、四川邻近的藏东地区考察史前遗迹，但收获甚微。1956年，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赵宗溥教授等到青藏高原考察地质，在格尔木以南的三叉口至那曲的路上发现4处史前遗址，采集到一批打制石器。这批材料由考古学家邱中郎研究后发表在1958年第2卷2～3期《古脊椎动物学报》上。这大概是中国科学家涉足青藏高原史前考古的最早记录。中国科学院从70年代开始，多次组织大规模的综合考察队奔赴青藏高原各个部分，开展以地质和环境为主要内容的考察活动。参加单位不仅有许多国内科研机构和高等学校，80年代以后还有一些外国科学家参加。中国地质科学院也组织了类似的考察活动。上述考察活动虽然主要以地质和环境为主要目标，但却发现一大批史前考古材料，证实了高原上存在早期人类活动的事实。
根据已经发现的材料，青藏高原的史前人类活动有两个特别繁盛的时期。离目前最近的一期发生在距今7500～3000年。这是距今10000年开始的全新世（也叫冰后期）以来全球气候最好的时期，被地质学家叫作“气候最适宜期”。世界上以几条大河为中心的古代文明，如青藏高原邻近的黄河流域文明、长江流域文明和恒河流域文明都是在这时发展起来的。它们以发达的农业为标志，定居村落、石器（包括打制、磨制和细石器）工业、制陶、纺织、墓地等成为这个时期文化的重要成分。位于藏东澜沧江河谷的昌都卡若遗址是高原上这期史前文化的杰出代表。这处发现于1977年，随后两年里由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和四川大学组织发掘的遗址，揭露出大批房址、砾石路面、石围圈、灰坑、石制品、骨制品、陶片、装饰品、兽骨、鸟骨、贝壳和谷子遗骸等遗物。经过鉴定，兽骨有猕猴、兔、鼠兔、家鼠、旱獭、狐、猪、马鹿、狍、牛、藏原羊、青羊和鬣羚等野生动物，反映一种比今日温暖和潮湿的气候。孢粉分析的植被亦显示出同样的特点。卡若遗址的年代经放射性碳测定为距今5500～4300年。类似的遗址也普遍见于雅鲁藏布江流域和青海的黄河上游等河谷，也有些分布到高原上的湖区，不过保存状况不及卡若。
高原上时代较早一期史前人类活动出现在距今30000～23000年左右。这个时期的人类活动范围似乎明显地大于上述年代较晚的一期。除了一些分布在河谷地带外，主要集中在藏北高原和青海的湖区。例如，藏北的第二大湖色林错和青海柴达木盆地的小柴旦都发现了十分重要的石器遗址。经中国科学院地质局地球物理研究所测定，前者的放射性碳年代为距今约24000年，后者为距今30000年。这个时期属于全球最近一次冰期（又称“末次冰期”）中的一个暖期。当时的环境尽管可能不及上述全新世“气候最适宜期”好，但也相对温暖和潮湿。由于覆盖在湖盆四周山地上的冰川消融加快，充沛的流水注入低洼地带，使整个高原处于一个高湖面时期。今天分开的许多湖泊，当时实际上是串连在一起的大湖。湖泊周围则是绿草如茵的草地。成群的野马、野驴、牦牛、鹿等食草动物出没其间。它们成为以打猎为生的旧石器时代人类的捕猎对象。当时的人们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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