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藩东山再起，重掌湘军，可何桂清仍不把屡战屡败的曾国藩及其统率的湘军放在眼里。在何桂清看来，“江右误于涤生(曾国藩号涤生)之胆小，竟是坐观，一筹莫展。”(《何桂清等书札》)。以后，何桂清集团与曾国藩集团围绕着驰援浙江巡抚罗遵殿、李元度组织“安越军”、救援浙江巡抚王有龄等问题，展开各种激烈斗争，互相弹劾。何、曾两大集团之间的种种明争暗斗，说到底，都是为了争夺浙江、江苏两省的地盘和抢夺剿灭太平天国的首功。
有争议的结局
1860年5月，李秀成率领的太平军攻破江南大营，又乘胜进围何桂清坐镇的常州。布政使薛焕、总理粮台查文经等人建议何桂清弃常州城而走，保存实力退驻苏州筹饷，以图再战。何桂清采纳了他们的意见，弃城前往苏州，因江苏巡抚徐有壬“闭城不纳”，只好逃到上海。朝廷因何桂清弃城而走，将其革职，由曾国藩继任两江总督。
如何惩处何桂清，清廷最高统治者皇帝以及恭亲王奕訢，三朝元老、大学士、吏部尚书祁寯藻等重臣，都以“一品大员，用刑宜慎”为由，主张免何桂清一死。特别是主持审理此事的祁寯藻，坚持认为何桂清罪不至死。他甚至针对主张杀何桂清的一派人说：“国人皆曰可杀，臣亦国人，未敢谓其可杀。”但何桂清的政敌、此时因对太平天军作战连连得手而越来越走红的曾国藩，却坚持主张杀何桂清以谢国人。他说：“疆吏以城守为大节，不宜以僚属一言为进止；大臣以心迹定罪状，不必以公禀之有无为权衡。”
何桂清该不该被处死？虽然有截然不同的两派意见，但这两派意见都是基于何桂清有罪这一大前提下说的，分歧只是量刑轻重不同罢了。其实，若按现代人的思维来看，何桂清是否有罪，都应该分析、研究。因为军事策略比政治理念灵活得多，军事策略是能坚守就坚守、应该坚守就坚守，不能坚守或不应该坚守，就可以放弃。这就是说，真正的军事家和政治家并不计较一时的军事得失和暂时的政治影响，更考虑长远的军事目的和政治目的。因此，坚守城池而战死，落得人城两丢的结局，不一定就对；不能坚守、不该坚守，弃城而走，选择有利的地点和时机再战，也并非是错。然而，历史上更多的是不能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只会认死理、冠冕堂皇说话之人。有的人虽然思想深邃、头脑灵活、见识深远，并不认死理，却又与当事人有矛盾和仇恨，因此面对像何桂清这样弃城而走的人，常常不能或不愿冷静、客观地分析，不管具体情势能不能坚守，该不该坚守，一味主张与城共存亡。若不如此，便是罪该万死。如驻守苏州的徐有壬听到何桂清弃常州城而走，忙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向朝廷弹劾何桂清。当何桂清率众逃到苏州城下，想与他汇合共同抵御太平军时，他竟认死理“闭城不纳”。不久，太平军打到苏州城下，徐有壬也不能守住苏州城，只好跳水自尽。试想，如果徐有壬接纳了何桂清，两股力量共同坚守，太平军也许无法攻下苏州。即使苏州城仍被攻下，何桂清的职务比徐有壬高，丢城的主要责任当然是何而不是徐。因此，徐有壬救何桂清、帮何桂清，其实也是救他本人、帮他本人。如此利人、利己之事他不为，真可谓愚不可及了。至于曾国藩，他本是一个明白人，当然知道常州无法守，懂得胜败乃兵家常事的浅显道理(他本人就有屡战屡败的经历)，但他与何桂清积怨太深，为了扳倒何桂清，彻底铲除何桂清在江浙一带的势力并真正取代何桂清，老谋深算的曾国藩自然会挥舞起理学的杀手锏将何桂清置于死地。
同治元年(1862年)，何桂清被弃市处死。
昆明西山的遗笔
由于何桂清最终没能像曾国藩那样建立“大功”，而且以当时的眼光看，死得又的确不光彩，所以在云南的典籍中，介绍何桂清的资料几乎没有，其诗文流传下来的也很少，当年响当当的大名人，在他的家乡昆明早已鲜为人知。笔者多年悉心收集何桂清的资料，才对他有一些零星了解，除以上所述还有：何桂清在广东任知县时，曾著有《使粤吟》三卷，收其诗作100多首，云南省图书馆藏有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的刻本。道光末年，何桂清回昆明“在籍守礼”，曾于道光三十年(1850年)十二月，与友人同游西山并住宿三清阁。他见三清阁的石洞工程艰巨而宏伟，便写有《重修三清阁石洞序》，至今仍镌刻在“老石室”的北壁，为十分珍贵的何桂清手迹。何桂清写序时，早就是正二品的高官了，但落款只写“邑人何桂清撰书”，可见他不是一个张狂的人。何桂清游三清阁时，还题写有“天临海境”四个大字，后被杨荫葵书写，镌刻在“达天阁”(龙门)的门额上，至今犹存。
(作者: 张 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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