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飞龙：同样，这个问题我了解有限。但是我也了解到一些情况，比如我们的一个同事就对中国的特级教师进行了研究。她想发现在中国什么样的教学被认为是优秀的。
我认为，就备课的细致性而言，这些优秀的教师考虑到了学生的理解。比方说在备课中，他们会说，如果我这样教，一些学生会产生这样的误解，而其他学生则可能会产生那样的误解。所以，当他们有那样的误解的时候，我就会接着这样说。由于他们的经验丰富，因而能够以某种方式来预测学生在理解内容上可能存在的问题。
我认为没有考虑到学生的详细备课是十分有害的。1990年，一位叫做林佩（Lynn Paine）的美国学者发表了一篇很出名的文章《教师作为行家：一种中国的教学模式》。她认为中国教师是出色的表演者，但是学生是他们被动的观众。现在她修改了自己的观点。而我的一个同事认为，不能说中国教师是出色的演员，学生是观众。而要说教师是导演而学生是演员，他们按照没见过的剧本来表演。她认为优秀的中国教师给予了学生空间，因为教师提问，提有难度的问题，提学生必须思考的问题，那么，学生可能会觉得“我在思考，我自己思考，我自己试图找出什么来”。这是因为教师仔细地设计了问题。可以说，是教师在为学生打造空间。而在瑞典的班级中，教师只是打开这个空间。你可以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情，由你自己去发现。但是中国教师很仔细地确保学生发现他们需要发现的东西。
所以，我认为，在给予学生空间和教师需要仔细备课并帮助学生，这两者之间必须有一个平衡。我预测，一些诸如新加坡、中国台湾、香港等儒家文化传统的国家或地区，他们跟随西方模式走得太远了，5到10年之内，他们会因此而倒退。他们投入了大量的金钱和精力。像一些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如芬兰，就不是这样的，他们更注重怎样处理内容。而瑞典就只是放开，并把责任交给学生。结果芬兰往上走，而瑞典往下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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