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科学与情爱——《张申府访谈录》读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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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刘钝 更新时间:2009-9-29 13:55: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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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楔子
1922年2月某日,在巴黎驶往柏林的夜车的一节二等车厢里,一位神情激奋的青年正滔滔不绝地讲着什么,两位更年轻的听众则全神贯注地侧耳倾听。高谈阔论的人叫张申府,中国共产党北方地区的第二号党员,公开身份则是蔡元培聘任的华法教育会派驻里昂的带薪教师,不久前因抗议中、法官方合谋镇压中国勤工俭学学生运动,将一纸辞呈扔在会长吴稚晖的桌前拂袖而去。这意味着自愿抛弃每月800法郎的薪金——在当时可是一份诱人的收入,遂后就有眼前的这一幕:来法前已是北大哲学系助教的张申府,领着两位阅历不深的追随者前往柏林闯荡,希望在欧洲开辟中国共产党人的另一块阵地;当然也听说那里的物价和房租较低——失去官俸后在巴黎已是居大不易了。两位听众是刘清扬和周恩来,“五四”期间活跃于天津的觉悟社骨干,又都于一年前在巴黎加入了中共小组,他们的介绍人正是张申府。耄耋之年的张申府后来回忆道:“我永远忘不了这个旅程。我同他们谈了三位犹太人的重要贡献,他们是马克思、弗洛伊德和爱因斯坦,这三个人对西方思想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119] 1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对于科学史的爱好者来说,这是一幅多么动人的图画啊:80多年前那个春寒料峭的夜晚,奔驰在欧罗巴原野上的夜车里,前北大哲学教师口中道出的爱因斯坦,或许还有那惊世骇俗的相对论——20世纪初物理科学与人类思想史上最伟大的革命,它的合理性与必然性,它的诡异、艰难、曲折与最终的胜利,以及投身其中所需要的巨大智慧和勇气,对面前那位年方24岁的热血青年、未来的共和国总理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科学革命和政治革命,两者之间是否存在些许相通之处?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革命家对自然科学新成就的关注,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例子早已为人知晓。另一个国内学者不太熟悉的案例则来自法国大革命的领袖马拉,尽管这位前医生和大革命领袖的论文遭到拉瓦锡的蔑视因而始终不为科学界所承认,但他对化学研究的特殊热情却痴心不改。有兴趣的读者不妨上网搜索一下,一定会找到大量的文章甚至书籍,关于马拉的化学研究这一题材,今日已成为西方大学科学史与科学社会学套餐中一味精致的甜点。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可惜历史没有留下更多的线索,使我们可以就爱因斯坦是否曾在中国未来的革命领袖心中占有一席之地展开深入的追究;但是有一点是不容置疑的,那就是周恩来与张申府的友谊,无论是私交还是公情,都远远超出通常意义的朋友关系之上。在那篇著名的《论知识分子问题》的讲话中,已是位极人臣的周恩来所透漏的点滴信息,无疑给潦倒落魄的张申府带去过莫大的精神慰藉,这里正可拿来作为后者所讲述的那段旅行故事的一个注脚——1962年3月在广州,在回顾了自己的出身和早年经历之后,担负着向外界传达中共知识分子政策使命的周恩来说:“我感谢刘清扬和张申府,是他们俩人介绍我入党的。张申府的思想很杂,研究罗素哲学着了迷,他想把孔子、罗素、马克思、弗洛伊德、爱因斯坦的思想熔于一炉。”2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二 革命、纪律与“自我”
在中共早期的活动家之中,论对科学知识的兴趣和了解,张申府应该算是第一人了;论个人的倨傲自负和意气用事也无人能出其右,后一点从他自述的建党和退党经过来看最能说明问题。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关于建党,张申府向我们透露了一些很难见诸“正史”的情节。
按照他的回忆,1920年秋,李大钊同他共谋发展大计,俩人首先考虑的是口才出众的天津姑娘刘清扬,于是在北大图书馆的主任办公室约见这位“五四”闯将,没想到自幼习武并以秋瑾为偶像的刘清扬竟然不干,“于是第三个党员就发展了张国焘”。言外之意“守常老大吾老二”3,中共北方第二号党员的说法概由此而来。这里顺带指出,与周恩来和瞿秋白(《多余的话》)不同,作为北大学生的张国焘在回忆录中忆及北方建党时对张申府只是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4,可见毛泽东说他“不老实”一点也不冤枉。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另一个敏感的细节事关中共建党与苏俄的关系。按照张申府的回忆,1920年夏天第三国际代表魏金斯基来华,先到北京找李大[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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