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梦着科学的梦

隽是中国科学事业的拓荒者，是科学之梦的播种者，更是这个梦脚踏实地的实践者。《科学》杂志在创办之初就“以传播世界最新科学知识为帜志”，为此绍介大量西方新学科及其发展，刊登大量的启蒙国人的科普文章，并“发表研究结果以建立学术的威权……登载国内科学家自己研究的成果，发表专门研究的著作”。爱迪生对此曾感慨“伟大的中华民族在觉醒”，而少年华罗庚也是读着《科学》走向了科学殿堂……；为了“中国科学社”的发展，任先生四处奔波游说，募集资金，聚集了一批社会精英。早在美国，他就明言“振兴科学，提倡实业”，回国后努力寻求“实业救国”的途径。他主唱兼做鼓手。任先生的论文、普及文章、讲演、会议报告、序跋、译文、信函等作品等身，同时还主持筹建了明复图书馆、北平图书馆、研究所及学会等，编发多种科学类刊物，促进中国与国际的科学交流。综观任先生“一生的精神生命的中心点”，正如其夫人陈衡哲女士所言，是“对于科学的建设与推进”。任先生的诸多思想，比之今日，仍不失为远见卓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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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今天这个已不习惯甚至是忘记了怎么做梦的民族，任先生的梦至少显得不再平凡，至少让有些人开始想到了点什么。这也许才是这个梦具有的意义，而这也成了我们纪念任先生的理由。

说到此，或许可以说，任先生是“立功、立德、立言”了，凭他的贡献足令后辈敬佩不已、自叹弗如，他的梦似乎也很有规模几近实现了。而“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是克罗齐的名言，就今天的角度而言，从历史的整体来看，他的梦并没有实现，甚至是不成功的。想今日国人对科学之理解，有识之士对科学之疾呼，国家对科学之倡导，就可知任先生50年前的科学之梦犹未成功。从其夫人对他后25年“形现身隐”的总结，似也可窥得一斑，这或许道出了任先生的遗憾。任先生率先扛起了科学救国之梦的大旗，虽处于风雨飘摇的时代，坎坷难行，也出现他任“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总干事期间几近巅峰的时期，但这竿旗并没有树多久。随着1928年蔡元培倡议的中央研究院的成立，“中国科学社”的地位逐渐为其所代。1949~1960年，自亲手将自己创办的“中国科学社”等移交给国家后，任先生则将自己一生的梦寄予了国家。而随后不久开始的文革之乱完全打断了中国科学的发展，任先生做了近半个世纪之久的科学救国之梦自不例外。而梦之未实现，究其原因，时运是一个主要原因，而个人的抉择不能说不是一个原因。史学家汤因比说“人生存在于时间的深度上”，指出人类活动受限于所处的“时间和空间的位置”。以此而观，任先生当然也不能摆脱和超越。而常言道“性格决定命运”，任先生无疑是执拗的，这一者使他终其一生而追梦，另者也影响了他与梦的命运，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而设若他选择别的方式，未尝能说结局是一样的。其实纵贯整个上个世纪，做着强国之梦的人又何止任先生一位，但他们不同的梦决定了不同的命运。任先生一生的作为，是为着一个爱而追梦的，是梦，毕竟会有不成功的梦。这样的梦，设若没有任先生，相信也会有旁人来做，但不见得会有多少人，结果也不见得有什么不同。而在那样的时代，能有这个梦却又多么的难能可贵。
然而，对于今天这个已不习惯甚至是忘记了怎么做梦的民族，任先生的梦至少显得不再平凡，至少让有些人开始想到了点什么。这也许才是这个梦具有的意义。其实，今天我们又何尝不是在做梦——一个科学强国之梦，这几乎是任先生当年之梦的延续。不同之处只不过在于，任先生所在的时代几乎无人顾及他的梦，而现在的国人几乎一窝蜂地做起了这个梦。俗话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说的是自然界的河流三十年就会改个道，实际讲的是此一时彼一时的道理。社会的发展也有这样的规律。几十年来，国人原本以为独立了就解决了生存问题，却未料到别说不发展，就是发展慢了就会有生存问题，又以为只要摸着石头就可以过河，哪料市场是无情的。谈了十几年发展改革才真正认识到谁掌握了知识谁才是强者（很早就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可人们几乎连科学这个词都有点陌生了，哪里还知道怎么让它做第一）。独立50年后的今天，人们恍然大悟——科学才能兴国，结果是时代的语境一下子成了科教兴国。
虽然我知道现今的人们的梦良莠不齐，有许多甚至远未有任先生50年前的梦高明，但毕竟它是在延续着任先生的梦并开始成了民族之梦，想到此，就足以令任先生们感到欣慰了。套用一句俗话，有梦不是万能的，而没有梦却是万万不能的。有梦总比没梦好。
也许这就是我们时代的期望所在，而这也成了我们纪念任先生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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