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封里的爱因斯坦

爱因斯坦，这位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关于他的大量的研究文章，以及关于他的各种传记，恐怕在当代科学史的文献里，以及在各种普及性的出版物中，就科学家个人所占的比例来说，似乎应该是最大量的了。当然，对于这样一个伟大的人物，有这样多的研究，也是很自然的。除去那些普及性的作品不说，就严肃的科学史研究来讲，研究的最原初的基础，自然是第一手的原始文献。也正是那些基于原始文献的严肃研究，才构成了涉及爱因斯坦的众多普及性出版物的学术基础。而且，对于像爱因斯坦这样的大人物，似乎有关他的问题，无论大小，都可以成为被人关注的话题。大的话题，诸如似乎被人们说得烂熟的他的主要科学贡献，笔者曾不只一次地出作科学史的考题，也曾被人批评说，像这样的问题不是连中学生都会回答吗？当然，现在几乎每人中学生都不会不知道爱因斯坦的大名，都不会不知道他提出了相对论，但是，那些国际上的科学史权威们，不也仍在继续地研究着同样的问题吗？只是深度和视角有所不同罢了。

在各种不同的爱因斯坦传记中，爱因斯坦的形象还是有所不同的，这也是历史研究和历史研究中人物传记的撰写的自身特性所决定了的，否则，岂不是只要有一本标准的传记读本就万事大吉了吗？其实，只要是基于严肃的研究，各种传记所揭示的，也都是爱因斯坦这样一个人物的不同侧面而已。随着新的史料的不断发现，也自然会不断地有更新的、更有所不同的爱因斯坦研究问世。但正如前所述，像爱因斯坦这样一个极为特殊的大人物，既然有关他的大小事情都会有人关注，有关的史料也是极为大量的，对于个体研究者，要想详尽地占有、把握相关的史料，也是极为困难的。正因为如此，由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爱因斯坦全集》，也正显示出其学术积累的重要意义。当然，除了学术积累的意义之外，如果按照科学社会学的观点，出版这样的个人全集，实际上也是社会对于科学家的贡献给予承认的一种重要方式，是一种承认的荣誉。

在国外，给那些为科学做出重要贡献的科学家出版全集或文集，已经是一种非常常见的现象。在我国，类似的作法，即为重要的中国科学家出版文集甚至全集的做法也偶尔可见，尽管由于多种原因，还不是那么常见而已。在这方面，除了经济的因素之外，对于与科学相关的文化的重视程度的不够，也是很重要的原因之一。

不过，在我国，对于那些国际上为数很少的超级大科学家来说，翻译国外已编好并出版的了的多卷本的全集或文集，也还是有几个特殊的特例的，例如，像达尔文、玻尔，都曾有过这样的幸运，相比之下，爱因斯坦在这方面的幸运倒是滞后了一些，而且，这也与国外开始系统地编辑出版爱因斯坦全集的工作起步稍晚有很大的关系。

自从美国普林斯坦大学出版社在1987年出版了《爱因斯坦全集》的第一卷之后，国内在出版科技著作和科普著作方面颇有声望的湖南科技出版社紧跟其后，于1999年翻译出版了《爱因斯坦全集》第一卷，并在4年后，又将《爱因斯坦全集》中文版的前5卷一并推出，成为目前国内有关爱因斯坦文献之出版的最为辉煌的壮举。

在新出版的这5卷《爱因斯坦全集》中，第1卷的内容比较繁杂，包括了一些有关的文件和早年（1902年以前）的通信，对此，在几年前，就已经有了一些评论。而第2、3、4卷，主要收录的是爱因斯坦在瑞士时期（1900-1914）年间的科学论文。这一部分内容，也许除了专业人士之外，对普通读者的吸引力不是很大，甚至于，也许只有专门研究爱因斯坦的学者，才会对这几卷情有独钟。不过，《爱因斯坦全集》的第5卷，却值得我们特别关注。因为在这一卷中，所收录的是爱因斯坦在瑞士时期（1902-1014）的500多封私人通信。从这些通信中，读者可以看到一个与通常在那些爱因斯坦的传记中有所不同的、更为活生生的爱因斯坦。就此，刘华杰先生近来曾写过一篇名为“俗人爱因斯坦”书评，正切中了某种要点。那篇书评从爱因斯坦的书信，谈到了爱因斯坦的婚姻和感情生活，并因而招来了一些非议。其实，那些非议依然是出于某种并非合理的观念。以往，在我们谈到一些重要的科学家，或者说“伟大”的科学家时，总是囿于某种传统观念，对其私人生活的许多方面要避讳不说，结果反而在公众中把科学家变成了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一般的形象。这也可是说是一种传播的失误。因为科学家当然首先是人，其次才是科学家，那种要严格地把科学家的工作与其生活割裂开来作法，实际上也在相当的程度上影响了我们对于科学家以及科学本身的理解。这种把“伟人”神化的做法，其实也并不限于科学家，但是当我们已经意识到了，应该在历史的研究与普及中，让一个个的“伟人走下宰“神坛”，还其本来面目时，为什么还要把科学家排除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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