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里夫人的传记

，而居里夫人没有理智地考虑到这一点。朗之万的命运却截然不同，“后来，在妻子的默许下，朗之万有了另一个情妇。但是这次他选择了一个能被接受的类型的女人：她是一个无名的秘书。”（第331页）

在传记中，奎因强调了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对居里夫人的塑造（这一点与吉荷的传记形成一定的对比，如前所述，吉荷似乎更重视内因对居里夫人的作用）。作者认为，居里夫人的思想的形成与当时的波兰实证主义观念密不可分。波兰实证主义的特点是，一是信奉经验主义反对形而上学，二是把它当成一种解决当前社会面临的社会经济、政治问题的实用方法，一方面，这个观点预示了科学、工业和商业的重要性。为此，作者写道：“斯可罗多芙基家的孩子在这样的思想中长大，似乎提起来不那么响亮，自然地转向实证主义事业。事实上，玛丽在她今后的一生中继续部分地生活在实证主义信条中。她苛求经验证据，相信实证主义的‘所有陈述必须得到能够被检验的证据的支持。’” （第64页）另一方面，波兰实证主义者也是女性权利的热情支持者，女性独立成为一种时尚，居里夫人的独立精神受到了她的母亲和其他几位女性的影响。

奎因的意图是明显的。如果艾芙写出了在特定环境下为了特定目的传记，奎因也希望写出满足时间过去50年后的当代社会环境需求的传记，即剥去艾芙罩在她母亲身上的神圣化与理想化的外衣，还大家一个真实的居里夫人。奎因认为，居里夫人的理想化起到了相反的作用。通常，居里夫人被描写成了一个关于热忱、顽强的癌症治疗方法的探求者。她本人在描述自己的发现与镭元素的分离时，也强调的是过程的艰辛与体力的消耗，而不是重要的科学思想。回顾科学史，她的艰苦奉献精神与癌症治疗远远没有发现放射性作为原子特性的这一敏锐的洞察力重要。正是这一思想，导致了人们对元素结构的现代理解。因此，作者描述了居里夫人作为一个科学家的成功既来自牺牲与奉献精神，更来自于对知识理解的透彻和科学直觉。

奎因认为，居里夫人的理想化是从美国女记者玛丽•梅隆尼开始的。梅隆尼是第一个能够和居里夫人亲密接触的记者，在美国发起了为居里夫人募捐1克镭的活动。在整个募捐宣传过程中，梅隆尼把居里夫人描绘成了一个的悲惨的寡妇，自我牺牲，对物质世界漠不关心，特别是贫穷。这个形象的树立并不是梅隆尼单方面的行为，居里夫人也认同了并帮助了这个形象的树立。首先，居里夫人在遭遇朗之万事件的羞辱之后受到了怀疑，梅隆尼对她的英雄崇拜来得正是时候。第二，居里夫人在战后法国的科研条件并不是太差，甚至比多数法国科学家的要好，有为她的专业设计的自己的实验室。居里夫人参与到这个贫穷神话的制造之中，为的是为实验室和研究筹集更多的资金。第三，梅隆尼把镭和癌症治疗直接联系起来是为了更好募集钱，而居里夫人知道自己治癌的贡献并非直接的，她接受的镭也是用在纯基础研究。经过梅隆尼的努力，居里夫人的形象得到了重塑。朗之万丑闻中的那个“外国女人”已被人遗忘，居里夫人变成了法国的现代女民族英雄—圣女贞德。

参考文献：

[1]艾芙•居里。居里夫人传。北京：商务印书馆。第5版，1995

[2]Francois Giroud Marie Curie: A Life ,Holmes & Meier,1986

[3]Susan Quinn Marie Curie: A Life, Simon& Schuster,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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