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说了真话— DNA双螺旋结构发现中的传记

克里克的自传

1988年，克里克也写了一本自传《如此疯狂追求:科学发现的个人观点（What Mad Pursuit:A Personal View of Scientific Discovery）。与沃森的《双螺旋》截然不同，这是一本描写观点多于描写人物和事件的自传。作者对沃森以及其他合作者的思想、个性特征很少作墨，原因在于他不愿意唐突地描述那些与他亲近且仍然健在的科学家们。因此，他更多的是提供给别人自己在科学研究的体会，成功的经验与失败的教训。

即使再简短，该书也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自己和沃森两人对双螺旋结构的发现过程的描述。克里克认为，尽管自己当时还是个没有获得博士学位的研究生，也比已经获得博士学位的沃森年长12岁，但是两人的合作热情部分来自于兴趣的相似，部分来自于年轻人的自大、冷酷和随意思考问题的急躁。沃森比自己更坦率直言，但思维过程类似，两人的不同只是背景知识。克里克和沃森从来没有做过任何DNA实验，研究DNA螺旋结构也不是份内的事情。他们做的只是不停地讨论，这是理论科学家与实验科学家的典型区别。他们受到鲍林的启示，找到了解决结构问题的办法，即搭建模型。在经历几个失误之后，关键的发现是沃森对碱基对性质的确定。克里克认为，沃森的这个发现不是因为科学逻辑而是那种因为偶然发现新奇事物的天赋。从这一点来说，沃森的运气在此起了重要的作用，当然“机遇寻找有准备的头脑”。

克里克对沃森书中的某些描述表示了不同的看法，例如，他从来没有听沃森向任何人说起过沃森研究DNA结构的目的是获取诺贝尔奖，沃森可能在夸大自己的自信心。

但是克里克的重点不在发现事件本身的描述上，“对我来说，要写出导致双螺旋结构发现的事件的任何新东西是困难的，因为它已是几本书和几部电影的主题。”（p4）他把重点放在了对这件事的不同观点的评论上。克里克试图回答这样的问题：富兰克林是否真的受到了来自男性科学家占主导地位的科学界的歧视？沃森和克里克因为什么得到应有的荣誉？如果沃森和克里克没有发现双螺旋结构，鲍林、威尔金斯、富兰克林等人能发现吗？

克里克认为，富兰克林确实受到了一些限制，例如不允许进入只为男性准备的一间教员休息室里喝咖啡，但这一点是微不足道的。在其他方面，她的同事对待男女科学家一视同仁，在他们的研究小组里，还有其他女性。她的家庭不支持女性进行科学研究，但也没有强烈反对。富兰克林遭遇到的是相当微妙的障碍，她怀疑威尔金斯需要的只是一个助手而不是一位独立的工作者。富兰克林开始并没有选择DNA，因为DNA对生物学是重要的，而她早期的工作是煤的X射线衍射研究。她在兰达尔（John Randall）的建议下开始进行DNA研究的。没有人否认富兰克林的实验工作是一流的，但也是这一点阻止了她的更大的贡献。她过于注重精确，要展示一个女科学家的专业性，把细节放在X射线图片的解释上。在富兰克林的性别遭遇上，克里克的观点是明确的，“女性主义有时试图拼凑出富兰克林是一个她们事业的早期殉道者，但我不相信事实会支持这种解释。”（p69）

而沃森和克里克则完全不同，他们不拘泥于细节，要的是速度和答案，过程和方法则是次要的。他们做的是思想实验，当观点站不住脚时能够很容易把它抛开，马上进入另外一次“试错”中。更重要的是，他们选对了问题并能够坚持下去，各自独立地做出了相同的决定：研究分子生物学的中心问题是探索基因的化学结构。

对于“如果沃森和克里克没有发现双螺旋结构，结果会怎样？”这样的问题，克里克的回答有点诙谐和嘲讽:“这是‘如果’历史，是我被告知与历史学家的好名声无关的历史，似乎一个历史学者不能对我不明白历史分析是研究什么的这类问题给出合理的回答。如果沃森被一个网球打死，我有理由相信我不能独自解答出结构，但谁会呢？”(p75)克里克分析了其他几个直接相关的人，给出了否定的答案。鲍林不大可能，虽然克里克和沃森曾一直认为，如果看到了国王学院的X射线衍射图，鲍林可能会立即得到另外一个结构，但是鲍林如果没有看见两人的模型，可能永远也发现不了自己的模型的错误。富兰克林不大可能，虽然她离解决只有两步之远，但在关键时刻离开了国王学院和DNA，和贝尔纳（J.D.Bernal）研究烟草马赛克病毒去了。威尔金斯有可能，在得知两人的结构前不久，威尔金斯还告诉过他们，他将把全部工作时间扑在这个问题上，但是毕竟是两人为构建模型的持续的宣传产生的效果，才促使他进行尝试。克里克的结论是：“如果我和沃森没有成功，我怀疑双螺旋的发现可能会延迟至少两到三年。”(p76)

但是，为富兰克林打抱不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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