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难细胞”来说是致命的。很多科学家认为，这些准备工作也正是布朗体内艾滋病毒得以消除的重要因素之一。
胡特医生及其同事心里并没有底。他们原本计划，一旦发现艾滋病病毒重新出现在布朗的血液里，就让他走上服用抗病毒药物的老路。
在干细胞移植前，布朗接受过四年的高活性抗逆转录病毒治疗，即服用药物。这是当下最常见的艾滋病治疗方式，可有效控制病情，但无法彻底治愈。
但艾滋病毒再也没有出现。两年后，标准的艾滋病毒检测已经不能探测到布朗血液中的病毒，在艾滋病病毒常常隐藏的大脑和直肠组织中同样不见其踪影。
2008年，布朗的病例首次在一次学术会议上展示。当时，大多数研究者认为，一些病毒或许隐藏在病人体内却无法引发感染，无论如何，病人大概“从机能上被治愈”了。
在2009年2月的《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胡特医生以第一作者身份发表论文称，在停止抗病毒药物治疗并接受干细胞移植20个月之后，病人体内没有病毒反弹迹象。但他和同事当时只是谨慎地表示，这一结果显示了基因疗法在控制艾滋病病毒感染方面的关键作用。
而在2010年12月的《血液》杂志上，胡特医生及其合作者做出了更加大胆的判断：布朗的艾滋病应该是被彻底治愈了。
此时，距离布朗接受干细胞移植已近四年。
基因疗法路漫漫
然而，这个难以复制的“小概率事件”在带来艾滋病治疗曙光的同时，也备受争议。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唐纳德•光泰教授指出，要想复制这一治疗方法，需要满足多项条件，并且花费昂贵，其长期风险也未可知。
实际上，已经有科学家担心，在足够长的时间之后，艾滋病病毒可能适应这种突变，导致病毒反弹。
还有人对CCR5突变本身的副作用表示担心。一项研究显示，拥有这种突变的人更容易死于西尼罗病毒。
更多的人则忧虑，由于利用强力药物和放射物来摧毁人体原有的免疫系统，干细胞移植或骨髓移植通常只用于晚期癌症患者，对其他人群可能并不适用，已经有人称这种疗法本身的死亡率可高达30%。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早在1989年，美国加州希望之城癌症中心约翰•罗斯(John Rossi)医生就遇到过和布朗十分类似的病例。一位41岁的病人同时患有艾滋病和淋巴瘤。他接受了化疗和药物治疗，并接受捐赠者的新细胞。由于当时科学界还未发现CCR5突变的意义，这位捐赠者是否具有突变基因不得而知。接受移植之后，艾滋病病毒从病人的血液和多个器官中消失了。但可惜的是，病人在接受移植47天后死亡。
2008年，在布朗病例公开不久，诺贝尔奖得主大卫•巴尔迪摩(David Baltimore)认为，这一病例意义重大，是一个非常好的信号，是“对基因疗法的实质性证明”。
巴尔迪摩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陈(Irvin S. Y. Chen)教授还设计了一个应对艾滋病的基因疗法，其思路与布朗病例相似。两人专门为此成立了一个私人公司。
在加州希望之城癌症中心，罗斯及其同事则开始尝试通过基因改造使艾滋病病毒本身变得无害，并将三个基因注入到患者白细胞中：一个用以阻止CCR5的活动，另外两个用以削减艾滋病病毒的能力。他们已在数位病人身上完成试验。
问题是，理论上可行的基因疗法在现实中面临诸多技术挑战。比如，当前大多数基因疗法需在体外对基因进行改造，然后将其重新注入体内——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程序。巴尔迪摩等人试图发明一种类似于疫苗的简易治疗方法。但他接受媒体采访时承认，目前进展不顺，虽然“已经为此工作很长时间了”。
2009年3月，光泰等人在《自然医学》杂志发表论文，介绍了一项关于抗艾滋病病毒基因疗法的临床试验。这也是全球第一起关于基因疗法的随机、双盲、对照二期临床试验。他们将74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分别注射一种抗艾滋病病毒核酶(一类具有催化功能的RNA分子)和安慰剂。约一年后，研究者在两组受试者中并未发现病毒载量的统计学差异；当然，在某些时间段，治疗组患者体内的艾滋病病毒含量低得多。
这篇论文发表后，研究便止步不前。“我们没有做三期试验，”光泰表示，“因为拥有该疗法的公司决定不再做三期试验，而且取消了进一步开发产品的计划。我们仍在对参与二期试验的病人的安全性进行跟踪，这也是FDA对人体基因疗法试验的要求。我们目前也在和其他研究者合作开发其他基因疗法的产品和方法，但只是处在调查研究的基础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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