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呦呦
作者：李珊珊 发自上海
此前在公众视野里默默无闻的屠哟哟获得拉斯克奖，也重新点燃一个争议：是否应该把“文革”期间政府一个大规模项目的成果归功于一个人
特殊时期的秘密任务
拉斯克奖获奖者视频访谈，屠呦呦正襟危坐，严肃宣布“我叫屠呦呦。”一句话说完，才像忽然想起什么似的，嘴角上翘，勉力笑了一下。也许，她还不习惯这个奖项给平静生活带来的变化。
颁发于诺贝尔奖之前，拉斯克奖以获奖者与诺贝尔奖得主的高重合率而闻名，被誉为诺贝尔奖风向标。在中国，公众与科技界对诺奖的渴望是勿需掩饰的事实。顺理成章地，在今年诺奖颁布前那个热腾腾的9月，关于屠呦呦的报道，少不了这几句点评：“离诺奖最近的中国女人”，“值得获诺贝尔奖。”
9月25日，她家乡的一份报纸说：“区文保所致电本报，想以名人故居的形式保护好屠呦呦的故居……”
那座要求保护的居所位于宁波，1930年底，屠呦呦出生在那里。她是家里5个孩子中惟一的女孩，名字典出“呦呦鹿鸣，食野之蒿”，意为鹿鸣之声。名字是父亲起的，当时，并没人预料到诗句中的那株野草会改变这个女孩的一生。
家乡人在那份报纸的头版上回忆，读书时的屠呦呦“长得还蛮清秀，戴眼镜，梳麻花辫”；读中学时，她“成绩也在中上游，并不拔尖”，但有个特点，只要她喜欢的事情，就会努力去做。1951年，屠呦呦入北京医学院药学系读书。在那个年代，身为女孩能够接受大学教育，她说“很幸运”。
大学毕业，她被分配到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工作，之后55年里，除参加过为期两年半的“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她几乎没有长时间离开过东直门附近的那坐小楼。她最优秀的研究工作完成于1969年至1972年之间，正值“文革”时期。
1969年，屠呦呦所在的中医研究院接到了一个“中草药抗疟”的研发任务，那是一个不小的军事计划的一部分，代号523，志在帮助北越政府“打击美帝”，方法是寻找有效的抗新药——在1960年代的东南亚战场上，疟原虫已经对奎宁类药物产生了抗性。
从中草药中寻找抗疟成分并不是新鲜主意。1941年，来自上海的药理学家张昌绍就曾尝试利用中药常山治疗南部沿海地区流行的疟疾，1946年和1948年，他分别在《科学》和《自然》上报道中药常山及其活性成分的抗疟作用。不幸的是，张昌绍于1967年自杀，而另一些原本致力于此的科学工作者正被关牛棚、靠边站。
最初的523任务中，有尝试中草药和针灸抗疟功效的研究小组，却没有中医科学院的参与。直到1969年，为了“加强中草药方面的研究力量”，中医科学院应召加入，屠呦呦也随之参与了项目。当时她38岁，职称是助理研究员。
因为具有中西医背景，而且勤奋，在那个资深科学家大部分已被打为右派的年代，屠呦呦很快被任命为研究组组长，带领一个小组的成员开始查阅中医药典籍，走访老中医，埋头于那些变黄、发脆的故纸堆中，寻找抗疟药物的线索。
耗时3个月，从两千多个方药中筛出640个，又锁定到一百多个样本，最终入选的胡椒“虽对疟原虫抑制率达84%，但对疟原虫抑杀作用并不理想”。青蒿是当时的191号样本，虽然曾经有过68%的抑菌率，复筛结果却一直不好。
很长一段时间，这种不起眼的菊科植物都不是最受关注的药物，直到有一天，屠呦呦决定：用沸点只有35℃的乙醚代替水或酒精来提取青蒿。这抓住了问题的关键——温度正是青蒿素提取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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