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广东省政协医卫界委员对当下的医患矛盾也表现出了极度的担忧。“目前紧张的医患关系，一些媒体不够准确的报道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中山一院黄文起委员昨日表示，本来分组讨论时就想带着一块“我们被误导了，要相信、善待医生”牌子，想想还是12日大会发言时请医卫界委员一块举牌助威吧。(1月12日《南方都市报》)
所谓“举牌助威”之说，大抵是要摆出一副“窦娥喊冤”的姿态，这种以媒体为“假想敌”之风，在医卫界倒是由来已久。究竟是媒体负面报道导致了医患关系紧张，还是医患关系紧张引来媒体报道？倘若仅仅纠结于此，难免落入“鸡生蛋、蛋生鸡”的逻辑陷阱。仅凭常识可知，事实是第一性的，报道是第二性的，媒体只是报道事实的载体，不可能“越俎代庖”、直接作用于医患关系。
此次与会的医卫界委员显然“有备而来”，他们拿出了有力证据：有统计机构曾对涉及医疗机构的报道进行了统计，在47篇涉及医院的报道中，45篇是负面报道。不过很显然，负面报道不等于不实报道，即使负面报道不存在，也不代表负面事件不发生。以负面报道多为由，一味将医患关系的症结指向媒体，与其说是常识缺乏，倒不如说是出于对舆论监督的本能抵制。
客观地讲，媒体的报道并非无可挑剔，这里面固然有采访记者缺乏专业背景、部分媒体人刻意追求轰动效应等原因，但更不可忽视的因素，是信息高度不对称造成的误解。许多患者与医院产生纠纷，也正是缘于医院在信息资源上的强势地位，在此情形下，他们往往把“记者介入”当做“救命稻草”，所谓的“讨说法”，说穿了，就是希望满足自己的知情权。
医院与媒体的对立所增加的社会成本是惊人的。若要增进彼此的理解和沟通，医院方不妨敞开大门，坦诚相待，采访记者获得了更翔实的一手信息，才能写出负责任的报道。当然，媒体在医患二元关系之中，不过起到桥梁作用，舒解医患紧张关系，最重要的还是解决医疗资源稀缺、医药费用居高不下等核心问题。什么时候老百姓看病不闹心了，媒体的版面自然不会再为医院的负面报道所充斥。（段思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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