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造成车上的三个肾脏无法使用而且车辆损失严重。考虑到长途运输风险较大，同时夏季运输肾脏不利益肾脏保存，郑伟开始筹划直接在北京建立一个摘肾基地进行摘肾手术，以方便将摘取的肾脏及时送到相关医院供受体做换肾手术。
2010年9月，经过长期筹划，郑伟通过房屋中介在海淀区颐和山庄以每月7000元的价格租下了一栋四层别墅，并按照团伙中几名医生的要求陆续从徐州等地购买了所有摘肾手术所需的医疗器械，一一装备进这栋位于家属区的四层别墅。
经过前期周密准备，郑伟共花费50余万元人民币，建立起了一个甚至没有抢救设备的专做摘肾手术的“黑医院”：这栋四层别墅楼内外没有任何明显标志，但其实内部一层是医生宿舍和药房，二层是配药室、病房和护士宿舍，三层是手术室和观察室，四层则是餐厅生活区。
“刚来到这个黑医院的时候，我见负责护理的护士都没有护士服，也没有隔离衣，而且除了我们几个徐州的(指来作手术的专业大夫)，那儿没有大夫，环境脏乱，设备简单，什么证件、执照、规章制度都没有，必要的麻醉、抢救药物，都是我到了以后，郑伟才按我说的要求去买来的。那个地方根本就不是医院，只是个摘肾的场所。”据这个团伙中负责护理的护士长樊海雁回忆。
摘肾手术转移至北京后，每次做手术之前郑伟都会通知周鹏联系医生早上来京，由郑伟的女友王英去车站或飞机场接医生直接赶到颐和山庄，一天摘除三到六枚肾脏不等，晚上手术完成之后再由王英开车送医生回车站、飞机场离京。
2010年12月，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刑侦支队在侦查中发现了郑伟犯罪团伙长期在海淀区倒卖人体器官(肾脏)获利，12月10日，在丰台区小屯路的一个洗浴中心将其抓获。
专家说法
打击人体器官器官买卖犯罪，法律应有作为
刘长秋，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生命法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长期关注器官移植问题。
对于人体器官移植，法律在这一方面需要有些作为，即它要为人类社会文明的进步与生命意识的转变加以制度引导。例如，它可以规定人们的器官捐献权，并通过设立一定的利益协调机制鼓励人们行使这一权利；它可以打击人体器官买卖犯罪以规范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秩序，使捐献者更有安全感，不必基于各种顾虑而不愿捐献或放弃捐献。
由于器官移植是以牺牲一个个体利益的方式来拯救另一个个体，因此从伦理上来说，人体器官移植始终都是一种次优的选择。人们不应当对人体器官移植寄予过高的期望，不应该希望完全通过这一方式来解决人类的生命问题，而更应当树立正确的生命观念。禁止人体器官买卖需要依赖法律、伦理以及行政调控等多方面的手段，而这些手段必须相互配合，共同在防范人体器官买卖犯罪方面发挥作用。
相关法律
《人体器官移植条例》
第三条：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买卖人体器官，不得从事与买卖人体器官有关的活动。
第七条：人体器官捐献应当遵循自愿、无偿的原则。公民享有捐献或者不捐献其人体器官的权利；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强迫、欺骗或者利诱他人捐献人体器官。
《刑法修正案(八)》
如果“未经本人同意摘取其器官，或者摘取不满18周岁的人的器官，或者强迫、欺骗他人捐献器官的”，以故意伤害罪定罪处罚；如果“违背本人生前意愿摘取其尸体器官，或者本人生前未表示同意，违反国家规定，违背其近亲属意愿摘取其尸体器官的”，以盗窃、侮辱尸体定罪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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