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星陨落，天地同悲。3月2日上午，人们从四面八方赶到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为我国杰出的科学家、核科学事业的主要开拓者之一——朱光亚先生送行。
“祖国在向我们召唤……赶快回去吧”
“同学们，听吧！祖国在向我们召唤，四万万五千万的父老兄弟在向我们召唤，五千年的光辉在向我们召唤，我们的人民政府在向我们召唤！回去吧！让我们回去，把我们的血汗洒在祖国的土地上，灌溉出灿烂的花朵。我们中国要出头的，我们的民族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回去吧，赶快回去吧！祖国在迫切地等待我们！”
这是1950年初，时年26岁的留美学生朱光亚亲笔起草的《给留美同学的一封公开信》的结尾。
这至今让人热血沸腾的信，不仅反映了他当年回国效力的迫切心情，更是他毕生奉献民族复兴的真实写照。
1924年12月25日生于湖北宜昌的朱光亚，从中学起就对自然科学产生了浓厚兴趣。1941年至1945年，他先后在重庆中央大学物理系、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学习，毕业后任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助教。1946年，吴大猷、曾昭抡、华罗庚3名科学家赴美考察；吴大猷推举两名助手同行，一名是李政道，另一名就是朱光亚。
到美国不久，他就认识到一个残酷的事实：美国根本不想对中国公开原子能技术。但朱光亚并没有放弃，同年9月，他进入吴大猷的母校密执安大学，从事核物理学的学习和研究。在核物理学的天地里，他刻苦学习，以全A的成绩连续4年获得奖学金，并发表了多篇优秀论文，顺利取得物理学博士学位。
异国道路上的一帆风顺，并未让朱光亚忘记大洋彼岸的祖国。1950年2月底，他自筹经费，告别学业尚未完成的女友、后来的妻子许慧君，赶在美国发布中国留学生回国禁令之前，取道香港回到新中国。
回国途中，他联合50余名旅美留学生，牵头起草了《给留美同学的一封公开信》。1950年3月18日，这封公开信刊登在《留美学生通讯》上，炽热的爱国情怀感动了海外学子，在其感召下许多人陆续回国。
“我这一辈子主要做的就是搞中国的核武器”
回国4天之后，朱光亚就登上了北京大学物理系的讲台。1955年，党中央作出发展原子能工业的战略决策，朱光亚从东北人民大学（现吉林大学）回到北大，担负培养新中国第一批原子能专业人才的重任。他的学生中，许多人成为中国核事业的骨干。
1959年，苏联突然单方面撕毁合作协议，撤走在华专家，我国的原子弹科研项目被迫停顿。朱光亚临危受命，调任二机部核武器研究所副所长和第四技术委员会副主任，担起了中国核武器研制攻关的技术领导重担。
由于援华苏联核武器专家平时就严密封锁有关核武器的机密情报和关键技术，撤走时又毁掉了所有带不走的资料，中国的核武器研制举步维艰。朱光亚提出，就从苏联专家所作报告中留下的“残缺碎片”入手！经过夜以继日的艰苦奋斗，中国的原子弹设计理论终于有了重大突破。
1962年9月，二机部提出争取在1964年下半年或1965年上半年爆炸第一颗原子弹的奋斗目标。为此，朱光亚编写了《原子弹装置科研、设计、制造与试验计划纲要及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与《原子弹装置国家试验项目与准备工作的初步建议与原子弹装置塔上爆炸试验大纲》两份纲领性文件，明确提出核爆炸试验分“两步走”。后来的实践证明，这是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案，对中央正确决策起到了关键作用。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仅仅过了两年零8个月，我国第一颗氢弹也爆炸成功。这两声巨响向全世界宣告：新中国跻身核大国行列。
凭借对祖国的忠诚和对事业的执着，在当时极端恶劣的自然条件和极度简陋的设备条件下，朱光亚等“两弹一星”元勋们创造了奇迹：从第一颗原子弹到安装在导弹上的核弹头，美国用了13年，苏联用了6年，中国仅用了2年；从原子弹到氢弹，美国用了7年3个月，苏联用了6年3个月，中国则只用了2年2个月。
除了献身于中国的核武器事业，朱光亚还组织指导了中国第一座核电站——秦山30万千瓦核电站的建设，参加了改革开放以来历次国家科技中长期发展规划的研究制定，为中国工程院的筹建发展等作出了重要贡献。直到80多岁，他依然关心着国家的科技事业。
五十春秋呕心沥血，毕生奉献功勋卓著。回顾自己的一生，朱光亚说：“我这一辈子主要做的就这一件事——搞中国的核武器。”
“先写别人吧，我的以后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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