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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在新中国成立5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作出决定，授予朱光亚等23名科学家“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在同事眼里，朱光亚广受赞誉。“两弹一星”元勋彭桓武曾称赞他：“细致安排争好省，全盘计划善沟通，周旋内外现玲珑”；“两弹一星”元勋程开甲称赞他“深思熟虑，把握航道”。在领导看来，他是“杰出的科技帅才”。
朱光亚本人则说：“核武器事业是集体的事业，所有的一切荣誉都是集体的。我仅仅是其中的一员，是一个代表”；“中国核武器事业……倾注着集体的智慧和心血。有许多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也有很多人作出了牺牲，有些同志甚至贡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时至今日，朱光亚的故事依然少为人知。这一方面与他从事的事业有关，但同时也是他一贯低调的作风使然。多少年来，一直很少有描写他的文章，其实不是没有人写，而是写了文章到他那里过不了关，不是被扣下来，就是因不同意发表而被退回。他总说，先写别人吧，我的以后再说。
据中国工程院原秘书长葛能全回忆，2001年清华在建校90周年之际，为23位“两弹一星”元勋出了一本传记，送给全体校友。在这本数十万字的书中，朱光亚只提交了一篇文章《原子弹综述》。“这篇不到6000字的文章，写了当年中央怎么决策、科学家怎么攻关等，没有一个地方专门写他自己。”
2004年朱光亚80岁生日时，为表彰他对我国科技事业作出的杰出贡献，我国国家天文台发现的、国际编号为10388号小行星被命名为“朱光亚星”。在命名仪式上，他说：以我的名字命名一颗小行星，我很不敢当……我个人只是集体中的一员，做了一些工作。
100万元港币奖金悉数捐出，叮嘱不要宣扬
尽管身居高位，朱光亚的生活一直非常简朴。据曾在朱光亚身边工作10年的秘书陈建平回忆，他那时候经常穿着一件旧军装在办公室，对吃的也不讲究。“他应酬非常少，一年大概也就那么几次，而且是非常近非常熟的。开会一般也不在外面吃饭。”
1996年10月，他获得“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决定把100万元港币奖金全部捐给中国工程科技基金。“我真的不忍心他这样做，因为我知道他的家庭经济并不宽裕，孩子的生活也都非常简朴。而100万元港币不是个小数目，即使存入银行，每年的利息也不少。”据葛能全回忆，他当时建议朱光亚捐一部分，留一部分。朱光亚平静地说：“就按我说的办吧。”
不仅如此，朱光亚还反复叮嘱葛能全，对自己捐款这件事不要宣传，不要张扬。很长一段时间，就是中国工程院内部，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件事。
据葛能全回忆，朱光亚把出差、访问收到的纪念品一律交公。“他甚至廉洁到连一个杯子都上交。”
即便是1998年6月他离开工程院领导岗位时，也反复叮嘱：办公室里所有公费购买的书籍，一册都不能带走，要整好移交。
在《我们的父亲朱光亚》一书中，朱明远和夫人顾小英写道：“宁静而致远，这就是父亲这位‘两弹元勋’的人生境界，他正是以这样的淡泊名利和无私奉献成就了科技强国的伟业。”
“要做到父亲那样的严谨细致真是太难了”
听多说少、严谨细致，是朱光亚留给人们的普遍印象。对此，中国工程院原院长徐匡迪印象尤其深刻。他回忆说，“到北京工作后我去看朱院长，见面后简单向他报告，我已来报到，应该怎么着手工作，请他指点。当时光亚同志只是微笑着看着我不说话，大概有好几分钟。后来其他人讲了许多话，他只是不断点头。当我站起来要走的时候，他也站起来，坚持要送我到电梯口。从办公室到电梯口这段，他拉着我的手，讲了一句话：‘工程院最重要的就是坚持院士标准，把好用人关。’”
“朱院长虽然话不多，却非常关键，可以说语重心长。”徐匡迪不胜感慨。
对于朱光亚的严谨，与他打交道40多年的中国工程院原副院长杜祥琬颇有领教。他说，朱光亚曾是国家“863”计划领导小组的成员之一，负责航空航天和激光领域的工作。激光领域的专家每次开会他都参加，会后要写一个纪要，送他阅后再定稿。纪要中有一部分，写参加会议的有某某院士、院长、所长等。“朱光亚看后，拿起铅笔，很工整地在‘院士’两个字上画了个圈，并在旁边写了一句话：院士不是职称，不是职务，只是一个荣誉称号，不易作为一种称谓来用。”杜祥琬说，“之后我多次在不同的场合谈过朱光亚的这个意见，它的含义是深刻的，对于今天科技队伍的建设很有意义。”
在对父亲的回忆中，朱明远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父亲的认真细致，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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